剥离主角的庆祝仪式
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和1970年，无疑是澳大利亚网球史上迄今最为辉煌的两年——这期间，罗德·拉沃尔和玛格丽特·考特先后缔造了男女网坛公开赛年代的首个“年度全满贯”记录。50年后，在2019年澳网开赛之时，澳网官方为拉沃尔举办了“全满贯”50周年纪念仪式。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球馆里，已经白发苍苍的拉沃尔从时任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手中接过光彩夺目的特制奖杯，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年以后，1月27日，澳洲网协还是在玛格丽特·考特球场为24届大满贯冠军举行了纪念仪式。但玛格丽特·考特本人没有被安排发言环节。因为澳洲网协需要尽全力避免在此期间出现节外生枝的“抓马”，消解掉可能产生的尴尬，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摆明了立场——“我们承认她在1970年所做的一切，但我们不会庆祝这个人。”
玛格丽特·考特在今年澳网的纪念仪式上
这一切并非是由于考特的成就配不上这样的盛大庆典——不然，澳网官方也不会于2003年将他们的次中心球馆命名为“玛格丽特·考特球馆”。相反，纵观整个网球史，能在球场统治力上与考特并肩的也是屈指可数。除她以外，无论男女，还没有任何一位球员能够拿到24座单打大满贯冠军奖杯。迄今为止，考特仍是仅有的三位能够包揽一个自然年内四座大满贯的女子球员之一。即使只算公开赛年代开启之后的表现，考特91.37%的总胜率和91.7%的大满贯决赛胜率依然是无人可与之匹敌。
真正让人在谈起这位名宿时皱起眉头的，是她在挂拍后的一系列争议性言论。考特在退役后发表的一连串的“反同性恋”言论，成了她在离开赛场许久之后仍能登上媒体头条的重要理由，多数时候甚至是唯一理由。
同性恋是魔鬼？
在考特看来，同性恋就是魔鬼，女子网球“充斥着”女同性恋者，而她们“毁掉了这项运动”。1990年，对于早在1981年就宣布出柜的纳芙拉蒂诺娃，考特发表了这样的“点评”：“作为球员她很出色，但我更希望看到一位可以充当年轻球员榜样的顶尖球员。孩子们接触到了有关同性恋的内容让人难过。玛蒂娜（纳芙拉蒂诺娃）是个好人，只是在生活上误入了歧途。”
随着同性恋平权运动愈发深入人心，为同性婚姻正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考特自然是坐不住的，2012年，考特公开声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有关同性婚姻的提案是“将上帝所厌恶的同性行为合法化”。
德拉奎尔的同性家庭
考特在这一问题上发声的热情没有就此熄灭。2013年，考特挥起言语的重锤，砸向了她的同胞、与她有私人交情的后辈德拉奎尔。当时德拉奎尔刚宣布她和同性女友贾德首个孩子的出世，正处于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可考特却撰文“哀叹”道：“看起来这个孩子被剥夺了父亲，这让我很难过。”2017年，考特在一次电台讲话中发表了更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对于LGBTQ（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等等）在年轻人中接受度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她毫不留情地将其比作是“希特勒的行为”。
即便是接受了澳网组委会的邀约，将要前往墨尔本公园参加纪念仪式的前夕，考特也依然是“火力全开”，全然不顾自己的言论可能会给澳网组委会带来安保压力——2019年年底的一次布道活动中，考特指责跨性别者违背了上帝的旨意：“LGBTQ就是恶魔的杰作，在学校里让儿童认同这些群体，简直是被恶魔控制，读读《创世记》的前两章吧，那就是我要说的，‘男人和女人。’”
纳芙拉蒂诺娃很早就公开性取向
在开放与包容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一部分的背景下，考特一系列与之背道而驰的言论虽然得到了一些人的追随，但更多的是来自各方的反击。考特对“同性婚姻”提案的批评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活动家们召集人们举起彩虹旗到玛格丽特·考特球馆进行抗议，将“玛格丽特·考特”从球馆名字上“下架”的要求也第一次得到了大规模的声援；2013年考特对德拉奎尔的那次中伤让后者无奈地在推特上写道：“玛格丽特，适可而止吧。”2018年澳网前，终于无法忍受的比利·简·金也站出来呼吁澳网替换掉次中心球场的名字：“我想，如果谈论的是土著人、犹太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群，我是无法想象公众能够接受有什么事物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要知道，起初，在人们探讨以“玛格丽特·考特”作为这座球场的名字是否合适时，“金夫人”可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而这次对考特发出50周年纪念活动邀约的澳网官方，也不得不发出声明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认同玛格丽特（考特）的个人看法，她的看法这些年来贬损并伤害了我们这个共同体内的许多成员，与我们追求平等、多样性以及包容性的价值观不符。”
玛格丽特·考特痛恨的彩虹族
上帝为她背书？
完全可以凭借在网坛争取到的地位安享退役生活的考特，缘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顾大众感受“深入雷区”，甚至不惜伤害同行以及敬爱自己的后辈？这似乎要从她与上帝的“结缘”说起。
原来，当考特于1977年带着前无古人的网球成就告别职业赛场时，她并没法如愿过上放松闲适的日子，需要同时照顾四个孩子的压力让她喘不过气，产后抑郁、心脏病以及失眠等诸多身体问题相继找上门来。此时，是“上帝”让她从这段困境中得到了解脱，按考特的原话来说：“在圣经学校的第二年，我的心脏问题和抑郁症状完全被治愈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
玛格丽特·考特与丈夫和孩子
于1983年从圣经学校毕业后，考特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自己的信仰。1991年，她正式成为了一名牧师，四年后，她在珀斯建起了一座名为“胜利生活中心”的教堂。至今，考特仍担任着牧师的工作，不遗余力地传播宗教影响。
只是，“上帝”在抚平考特伤痛的同时，似乎也在无意之中触碰到了后者身上的一个开关。自考特以五旬节派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也成为了网坛最坚定的“反同”卫道士。
曾经被同时代的南希·里奇（前世界第二，两届大满贯得主）描述为害羞到连在公众场合发言都会慌得起疹子的考特，有了“上帝”为自己“背书”，似乎有了与任何人为敌的勇气。其实，考特很清楚自己的言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她在2011年所说：“我的言论就像是拉开了一枚手榴弹，将它投进了满是人的房间里。”但每每她的言论在人群中炸开，对来不及躲开的人们造成杀伤时，考特又会请出“上帝”，给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一个理由。2012年，面对可能发生的抗议行动，考特回应道：“我实际上对同性恋者是怀有爱意的。我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意思，这只是我（关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这是写在《圣经》里的……圣经永远都会是我的生活指南。我相信婚姻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网坛两大名宿纳芙拉蒂诺娃和麦肯罗都提出抗议，希望将玛格丽特·考特球场改名
种族歧视者
很难说清楚考特是像纳芙拉蒂诺娃曾说的那样，“藏身于《圣经》之后”，还是为了坚持践行信仰不惧“千夫所指”，确实是一位虔诚而勇敢的基督教徒，但毋庸置疑的是，她的言论确确实实给她所“轰击”的对象（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造成了伤害，还进一步波及到了更加无辜的孩子们（试想，在同性恋家庭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们该如何面对考特对他们家长的指责？），而这是考特强调再多遍“爱”与“上帝”都难以弥补的。更何况，早在考特投身“信仰”事业之前，她也曾有过一些值得商榷的做法。
1970年，比利·简·金联合其他八位女子球员建立起了一项名为“维珍妮香烟巡回赛”的新赛事，意图对当时男女球员之间收入差距巨大的状况进行反抗。这个组织最终成为了影响深远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为后来的女子球员们争取到了巨大的权益，但考特却并不是最初这九位球员中的一员。
这绝不是因为考特视利益如粪土，三年后的1973年，考特便在巨额奖金的驱使下，先于比利·简·金参加过一次“性别大战”，尴尬地遭遇了55岁的鲍比·里格斯6-2，6-1横扫，让当时本来就遭到质疑的女子网球更加陷入泥潭。要不是之后有比利·简·金在四个月后站出来救场，以6-4，6-3，6-3的直落比分击败里格斯，光指望考特，恐怕直到现在，女网还会停滞在那个收入难以望男网项背的时代——就和如今多数的女子项目无异。
1971年，当考特的双打搭档古拉贡可能因带有土著血统而无法前往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参赛时，考特原本可以以放弃参赛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她没有这么做，执意要前往南非公开赛进行卫冕。实际上，前一年她还称赞了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政策：“在这方面，南非做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有条理一些，特别是美国。我爱南非，我随时都愿意重返那个地方。”
旧秩序守护者？
也许，考特更适合被看作是一位顽固的秩序守护者，任何对旧规则的挑战，都会被考特看作是对自己“舒适区”的践踏。所以她才会在某些时候保持沉默，又在别的一些场合言辞激烈。
至今，考特似乎仍然不懂为何有那么多的人会选择与她“隔网相对”，以至于让她本该五彩斑斓的运动生涯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她看来，她一直以来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罢了，而这不应该影响对她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评判。
但她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会愿意将一个人视作偶像和标杆，并成为TA的追随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成就，更多地会是因为，我们能在他/她找到自己理想形象的投射，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指引。而正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无法在如今的考特身上看到的。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专稿
作者：谢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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