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及资料整理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斌
站在岗顶的戚务生依然有静静观察四周的习惯，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与十年前一样健朗，但即使是在执教广州队期间，他也没有机会和时间踏上岗顶，这片贴着IT和3C标签的世界似乎和他格格不入。
什么时候能闲下来到处走走？“不知道。”戚务生数了数去年走过的地方，依然大部分是足球的训练基地。“现在是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不能单纯地解决某个方面。”
戚务生面对访谈喜欢单刀直入，这是他的习惯。
“就目前的青训来说，受到了很多现象的影响，比如说青训的苗子和年代就有很大关系，我们已经经历了独生子女的大时代，包括在经纪人才方面都呈现不足的现象。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只有等待足球人口基数提升，优秀苗子才能够更多地出现。之前我们想搞青训却没有能力，想抓却没有资金，而且没有合适的青少年教练……这些都是要逐渐解决的。”
“现在在俱乐部方面，政策要求是俱乐部要有五个梯队，但青训的主题是国家还是俱乐部？他们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现在没有俱乐部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可能通过购买（球员）勉强组起了梯队，但更要注意的是，梯队和一线队的风格要相同才有用，才能做到一线队缺人的时候，从梯队立刻提拔一个上来也能马上踢，但估计还没有俱乐部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青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不能掺水，要一步步来。”
U-23政策只是无奈
戚务生对中国足协的U-23政策持支持态度，但他表明这只是无奈之举。
“这就是足球人口不行的无奈之举，家长少有送小孩去踢球的。之前中国足球在经历扫黑之后，足球人口就有所下滑。虽然最近有点起色，但客观来说还是少。现在的U-23政策，实际上U-23的球员已经是成年人了，不应该是新选拔出来的苗子，这个年龄在足球强国已经是成才的年龄了。政策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中国足球本身来说，（这个政策）符合国家目前较弱的足球人口基础。从整体上来说，青少年培训、校园足球等都是中国足球的底部，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解决起来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
戚务生表示，应该同时从联赛方面着手提高中国球员的水平。他认为，应该更多地引进实用型外援，这对中国球员的能力提升是有帮助的。
“现在在联赛中，俱乐部一旦抛开外援就不行，本土球员的自信心、创造力都少了许多。中国职业联赛从刚引援开始，20年来外援都主要是实用型的，没有太大区别。我们以前带队打比赛，（如果）队伍的冲击力不行，就从这方面找（外援）补充。比如之前在红塔引进的图穆，十几万美元的价格，实用性很强。这样的外援能在场上和队友互相创造机会，互相融合，互相促进提高，所以当时的联赛，国内球员的进球不算啥。当时如果没有了外援，队伍的实力差别也不会很大。现在引进外援则不是以实用型为主，而是依赖型的，比较强的队伍都是这样选择，中国球员绝大多数都是依赖外援。这种外援（对队伍来说）是决定性、依赖性的，一旦离开这些外援，国内球员就表现不会太好。在目前的联赛当中，重庆、广州富力、北京国安这些队伍，没有了外援之后，实力还是差不多，这样就能够整出自己的阵型打法，这些是可行的。”
“我们还在带队的时候，一般俱乐部和当地政府都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多给年轻球员和当地球员机会。现在的外教普遍不会有这样的要求，毕竟外教在职业联赛的层面，确实没有培养本地球员的任务。所以为了成绩，在引援方面侧重决定性和依赖性的外援，也是能够理解的，这也就引发了对内援和外援方面的高追求。过去还有摘牌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摘牌制度就是好，只是说当时的摘牌制度并不完善，但还是能够限制住一些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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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生——中国足球的见证者
戚务生于1944年出生在威海戚家庄，1962年开始效力于辽宁工人足球队，司职中后卫，1964年转入辽宁足球队，次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戚务生当年以迅疾的速度和犀利的突破著称。
1976年，戚务生率队夺得了亚洲杯足球赛第3名后宣布退役。
退役后，戚务生开始执教生涯，1978年成为索马里国家队主教练，后回国先后执教中国希望队、青年队。
1983年，他成为中国国家队助理教练，辅佐曾雪麟，1985年因在世界杯外围赛中败给中国香港队而引咎辞职。
1986年，戚务生成为广州白云山队主教练。
1989年，执教大连队，将大连队培养成为国内一流强队。
1992年执教中国国奥队。
1994年执教中国国家队。
1997年，由于在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决赛阶段上失利，戚务生辞职。
1998年，戚务生执教武汉雅琪队，率队保级成功。
1999年执教云南红塔队升上甲A。
2003年执教天津泰达。
2006年执教广州广药队，次年离职。
2015年7月，戚务生担任乙级联赛球队梅州五华主教练。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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