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从未真正纯粹，兴奋剂的战争没有尽头（二）

道高一丈!兴奋剂是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所谓兴奋剂，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的统称，最初指南非祖鲁人利用葡萄皮制作的一种酒精饮料，据说饮用之后可以增强战斗力。随着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兴奋剂很快成为与之共生的“肿瘤”。有据可查的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例兴奋剂案例，可以追溯到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被发现因为服用含有士的宁的生鸡蛋，才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虽然那之后，对于兴奋剂的认识逐渐加深，且在1928年，IAAF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率先宣布禁用兴奋剂。但限于科技手段有限，兴奋剂的检测水平极低。20世纪30年代，人工合成激素问世后，兴奋剂滥用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1960年，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詹森因服用苯丙胺猝死；1967年，英国自行车手汤姆-辛普森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因服用兴奋剂而死亡。连续的惨案，让IOC国际奥委会痛下决心，终于决定把兴奋剂检测正式引进1968年举行的第十九届奥运会。

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兴奋剂威力的时刻在20年后的汉城奥运会。男子飞人大战中，加拿大人本-约翰逊一举击败卡尔刘易斯，并大幅提高世界纪录。不过，他的金牌仅仅在脖子上挂了数小时，随后被宣布查出禁药康力龙，一种合成类固醇。而“受害者”卡尔刘易斯也不清白，2003年他承认在汉城奥运会之前也服用过违禁药物。当年的飞人大战，一下变质为“药人大战”。

1988年汉城奥运会百米大战沦为“药人大战”。

10年后，在1998年的环法大赛中，法国警方对多支车队进行突袭，仅在荷兰TVM车队驻地就查出104瓶禁药，这一丑闻极大地震撼了国际社会。1999年11月，独立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洛桑正式成立。这一独立机构以“Play True”作为口号，主要任务是在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名单，对各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等。

如果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泉下有知，想必他对现代奥运会的发展轨迹，也会无奈地摇摇头。为了保证奥运会的纯洁性，IOC刚刚成立时就规定了业余主义的原则。顾拜旦认为古代奥运会之所以会衰亡，职业选手的出现是其最主要的内因，因此长期以来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都是业余选手。若干年后，考虑到奥运会的精彩程度和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萨马兰奇在任上对奥运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职业领域开放，第一个开放的项目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网球，也因此成就了格拉芙的在那一年的金满贯。而1992年向职业篮球的开放，使得梦一队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赛场上。如今，奥运会中只剩少数项目（例如拳击）还没有向职业运动员开放。

职业运动员以竞技为生，赛事成绩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其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巨大的利益，自然催生出攫取利益的不择手段。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能够带来好成绩的兴奋剂药物，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乱花渐欲迷人眼。以属于肽类激素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为例，当它被输入血液之后，会与骨髓中的受体结合，产生更多的红血细胞。血液中的红细胞越多，意味着输送给肌肉的氧气就越多，运动员的耐力也就越好。

另一种常见兴奋剂——丙酸睾酮，作为合成类固醇类兴奋剂的一种，则具有增强肌肉和骨骼的作用；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它能帮助运动员保持肌肉体积。然而，这些赌注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1998年9月21日，“花蝴蝶”格里菲斯-乔伊纳死于心脏病，年仅39岁，她创造的女子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能够接近，外界普遍怀疑这位传奇女飞人也是禁药的受害者。

血淋林的事实摆在面前，为什么还有大批运动员在服用兴奋剂的路上永不止步呢？有商业利益的诱惑，也有利用禁药服用和检测时间差的侥幸心理。与兴奋剂使用相比，兴奋剂检测往往表现出时间上的滞后性。只有当某种兴奋剂出现之后，检测技术才能相应而生。美国女飞人马里恩-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佐证。2000年在悉尼成为史上首位一届奥运会上取得五块奖牌的女运动员，2003年，她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直到2011年10月5日，在提供兴奋剂的实验室两位负责人供认之后，琼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才含泪承认并道歉。

但世人必须明白，兴奋剂与反兴奋剂永远是一场猫鼠游戏，狡猾的老鼠总会跑在前面。同样，由于机制问题，对兴奋剂的检测手段必然是滞后的，未检测出兴奋剂也不等于未使用。永远有人会为了体育比赛的胜利而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毕竟人都是经济动物，大家都在追逐私利，这决定了反兴奋剂实际上是如何抵挡名利诱惑的一场较量，这场看似与身体的较量，其实正是与人性的一种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