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Go是人的“神性”展示 人类没必要恐慌

（原标题：AlphaGo赢了 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变小了）

人工智能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打破了传统的人类思维训练的模式。它使得思维能够被制造。并且这种被制造的思维能够永久绵延下去。它体现了人的“神”性。掌握某种知识，也不再需要终其一生。

韩国棋手 李世石与AlphaGo之间的对弈终于结束了，最后的结果是1:4。所谓“人类”输给了“机器”。如此悬殊的结果，在开赛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

在AlphaGo和李世石的围棋对决中，我们看到的是思维较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两种思维的对决。而是同一种思维的不同力度和深度、灵活度的展示。这种思维，无论如何，都是属于人类的。

思维是一件难以研究和琢磨的事。西方思维建立在思考三律的基础上。此三律为同一律、拒中律、矛盾律，从亚里士多德传续至今，简单说来，即：A是A；A是B或不是B；A不能既是B又不是B。

列维-布留尔

然而，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到不同于思考三律的另一种思维，并称其为“原始人”的前逻辑。无论是澳洲的土著，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都保有一种思维的习惯，即图腾思维，以为自己和某些动物或植物具有亲缘关系，并认其为祖先，不杀害或在特定的日子杀害。如南美的印第安人认为鹦鹉是他们的祖先（根据当时的传教士的记载）。此即思维的互渗律。

在人类学研究中，列维-布留尔的前逻辑思维的观点很受欢迎。因为它打破了西方的主智论传统，在思维层面，将所谓“原始人”提升到与文明人平等的地位上来。它符合人类学研究所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同样是法国哲学家，更多时候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反驳了萨特，证明了原始人与现代人具有相同的理性。他认为这种理性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一种深层结构。他自称地质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三个情人”（即思想渊源），但实际上他受到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更大，从而将文化（包括人类的思维）当成了某种类似于语言的语法的东西。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盛行一时，影响二十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方方面面，到今时今日声势虽不那么声势煊赫，而其在思维领域的研究，仍可说独领风骚。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朝向同一方向演化。这种普同性其实也表现在思维领域。尽管人类学家强调本土理论、民族思维，但不得不说，这些地方性知识也确实正在迅速消亡。而在思维层面并不例外。

当世界变成了麦克卢汉所称的“地球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了，就像一个村子会共享一种文化，这个世界也会如此。这种共同的文化，不一定是社会学家所称的“麦当劳化”，因为表面上会有本土化的对抗，也有对于“麦当劳”和“好莱坞”的拒绝，而实质上，或许已在深层思维领域走向了更为精致的同一。而其原因即在于，远在全球化之前，人类本身即共享着同一种思维。

围棋是有规则的游戏。这种规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体现。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将人类的思维用一种外在于人的形式寄存、展示和应用。

人类区别于不同物种的地方在哪里？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说，在于人有四心。这四心说，其实就是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标志在于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人所以能够如此，乃在于其是有思维能力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都·孔德认为，社会学理应是一门如同物理学的科学，于是他提倡一种实证主义，他并非不知道人是有情感和意识的，而只是过分科学了一点，所以他的社会学未能走得更远。时下流行的社会学家是布尔迪厄和吉登斯，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均将人类的能动性提升到与社会结构（类似于物理结构）对等的高度，通过二者的互动来展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人的能动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思维。但这种思维在以前是不能够制造的。虽可以通过遗传获得一部分，如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研究情感的时候所指出的，但大部分是需要后天的学习。这种学习，从社会学上的角度来说就是社会化。人一生都在社会化，不死即在学习新东西，因为日新月异的环境逼迫着我们与之适应。但我们终究会死。当我们死去的时候，那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思维，将形同“魂魄”一样烟消云散。很多原始一点的社会，都会尊重老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老人是智慧的载体，他们经验丰富，而能给年轻人以指导。

人工智能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打破了传统的人类思维训练的模式。它使得思维能够被制造。并且这种被制造的思维能够永久绵延下去。

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神之间的距离变小了。

人的智慧本是神赐予的，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才得以意识到身体的赤裸为羞耻，羞耻之心即思维的体现，衣服的装饰即文化的标志。但智慧树，只有伊甸园——即神的世界——才有。这可以看成一个隐喻：人的智慧（思维），是神所不情愿赐予的。只有神，才有资格赋予人以思维，通过一种很方便的方式。在前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人类一点一滴的培养和学习，甚至终其一生。

AlphaGo并不是人工智能的第一个产品，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个时代，它之所以能够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和那么多的关注度，就在于，它身上具有一种魔力，其乃人的“神性”的展示。

人类不应该对此感到恐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仍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种思维。中国儒家强调，一个人，他可以被看成中国人（文明人），而不是外人（野蛮人），就在于他是遵循我们那一套行为规范——即与我们文化相一致。很显然，AlphaGo和李世石的文化并无本质的区别。设若围棋是一种“文化”，坐下来能够对打，即说明，两者都在这种文化的仪轨之中行驶，没有越出这种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AlphaGo尽管是机器，是人工智能，但至少在围棋这种游戏（人类各种行为都是游戏——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说）之中，它是人，而不是怪物。故而，他与李世石的对抗，仍是人与人的对抗，而不是人与非人的对抗，任何一方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能说明人类思维的高明或低级。

尽管如此，我们仍会感到恐慌，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和韦伯都论述到的，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异化。韦伯更称存在一种制度的铁笼（iron cage）。他虽然论述的是官僚制，但可以扩大认为实际上指的是人类一切文明的造作。即所有这些文明产物，看似带给我们便利，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似铁笼一样罩住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

但人类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文明运行的法则。这种法则，类似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即：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伤害；第二，除违背第一原则，机器人必得服从人类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二法则下，机器人必得保护自己。

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不至于愚蠢到自我伤害。但同时我们还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一旦我们的思维能够这么容易地“复制”出去，而且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面对技术的惊人进步，在利人的层面上，它将得到怎样的应用？而考虑到技术的两面性，我们又怎样将其害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甚至降为零？

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似乎远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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