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力涛
第一次知道胡娜,基本是个画中人,是在八十年代初某期《新体育》杂志的封面上。摆的是《大众电影》封面女郎才有的姿势,只是身着运动装,手里多了两副网球拍。看内文知道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姐叫胡娜,从名字到形象到所从事的项目都很洋气。还知道她是我国网球的“希望之星”,刚在美国拿了“白宫杯”的冠军。那时想法简单幼稚,觉得能把美国总统府都拿下了,那得多厉害啊?!所以对胡娜的第一印象特深。顺便再说一下,《新体育》从1950年创刊,到2009年60间,网球明星上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胡娜,另一次是胡娜当年的室友李心意,1986年底取得亚运会单打冠军,当年12月号的《新体育》封面登了她的照片。
后来印象就更深了,就是所谓“胡娜叛逃事件”。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广播版的《新闻联播》”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每天都是关于这一“中美外交事件”的报道:政治避难、外交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中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别有用心、敌对势力的工具……那时年纪尚小,通过这些政治术语和固定词组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清楚事情闹大了,最后连胡娜的父母都被要求必须公开表态,跟女儿划清界限。这时,《新体育》封面那个靓丽形象在我心中有点扭曲,也变得模糊。
再后来,像上过《大众电影》封面的迟志强也出事了,我也就知道无论男人女人都不止一面封面只是其中一面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偶尔还能从《参考消息》这类媒体上看到关于胡娜的消息,都是负面的,遣词用语也都有着两岸宣传战的呛人味道。在文字的硝烟中,胡娜连背影都看不清了。
再见胡娜,是在录像带里,九十年代初。那时上大学,开始打网球,不像现在到处有视频可看,卫视体育台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家里还收不到,只好托球友录制比赛录像,一来观赏,二来学习。演播室出镜环节,胡娜端坐在许乃仁和刘中兴中间,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感,要不是有字幕提示,你很难立刻就把这个说话已经有很浓台湾腔的女解说嘉宾和《新体育》封面上的那个来自四川的小姑娘联系成同一个人,这中间毕竟有着十多年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绝。不过,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一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胡娜这个名字再度具象化了,成为一个比封面照更生动的形象。
一晃又是十多年,来到2009年。《网球》杂志组织建国60周年的系列专题报道,胡娜的故事自然又是跳不过去的一章。正好这年5月,胡娜带着她亲自挑选的三位卑南族女孩来北京匠心之轮网校参加青少年比赛,经杂志记者张文悦介绍,几个朋友一起拜访了这位中国网坛的奇女子。当时我已经开始在电视台说球,而胡娜则已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名下的网球俱乐部。当我以同行晚辈的身份邀请她有机会来央视高网频道解说时,胡娜答应得很痛快,她说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愿望能在大陆这边为推广网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很遗憾,我的邀请最后也没能变成现实,其中原因大家也很容易想到并理解。但科技的发展总会冲破观念的束缚,新一代大陆球迷还是有机会欣赏到胡娜的解说,只不过是通过网站的视频直播。之后再见到胡娜,都是在钻石球场直播区里,因为都忙,也只能匆匆寒暄几句。
这次胡娜来京办画展的消息也是张文悦告诉我的,我有点意外,但也不算太过吃惊。我知道她这些年一直在潜心作画,但确实没想到她会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更没想到,她的这次露面又会引发又一轮关于三十多年前那次“出走”的议论。看着这些议论,有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改变了许多东西;有时你又会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什么都没改变。
胡娜是不是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代表不了全国人民。抛却政治因素,胡娜当年半夜迈出酒店房间的那一步,只是改变其个人命运的一大步,而对中国网球来说,那更像是个磕磕绊绊的趔趄。胡娜成为了一个在“错误时间”的“先行者”,她做出了选择,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与身外纷扰的非议相比,人生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如何跟自己的内心沟通。所以胡娜一边说自己不后悔,一边又做了一次选择:放下球拍,拿起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