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职业足球走过20个年头,一直在摸索中前进,朝着“真正的职业化”做着努力,进入“中超时代”后,改革更加大刀阔斧起来,独立法人、自由转会这些职业联赛的关键指标都已经完成,目前来看,中超联赛仍然是中国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
yoyo体测顺应民意,寿终正寝
体能测试,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职业联赛共同成长的小伙伴。尤其在刚开始职业化改革的1994年,海埂高原上进行的12分钟跑测试,曾将多位国脚级别的球员挡在联赛门槛之外。但也正是在如此残酷的淘汰机制之下,甲A赛场上一扫往日“一看二停三通过”的懒散作用,涌现出像上海申花这样以擅长跑动和“强逼围”而著称的冠军球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机械的12分钟跑项目也逐渐暴露出种种不足。从2003年的“末代甲A”开始,体能测试的项目改成被认为更具科学性的“YOYO体能测试”,即由一位丹麦体育博士发明的间歇性耐力测试。
而在2011年的中超赛季开始前,足协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取消“YOYO体能测试”!此举意味着17年来伴随着无数争议的体能测试,不再作为决定球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联赛的先决条件。巧合的是,取消体测的那一年,也正是广州恒大冲上中超、开始用高额奖金悬赏胜利的一年。或许,当老板们的奖励足以唤起球员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时,体能测试的确就成为了多余的东西。
点评:
当中国足球将体能测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时,没想到中国篮球却把这件老古董捡了出来。同样在2011年,中国篮协宣布重新恢复此前被暂停了6年的体能测试。而且相对中国足协比较简明的规定而言,中国篮协对于体能测试的规定显得十分复杂,比如针对不同位置的球员分别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另外每支球队和国家队成员都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免试”名额。在过去3年里,体能测试的项目和标准也几经变化,尤其在国家男篮今夏遭遇亚锦赛上的惨败之后,中国篮协随即调高了达标的成绩标准,导致更多球员不得不在负重深蹲、负重卧推和折返跑等项目上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周海滨叛逃”事件引发转会制度与国际接轨
曾几何时,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朵“奇葩”。比如当欧足联、国际足联早已推行球员合同到期之后自由转会的制度时,中国足协却在转会规则上加入了独特的“30个月”规则,也就是球员与俱乐部合同期满后的30个月之内,原俱乐部仍有权决定球员的去留。
以上规则的存在,一方面导致球员在与俱乐部进行合同谈判时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比如在2009年,周海滨在与鲁能合同到期的情况下,表示将自由转会到荷兰埃因霍恩俱乐部,理由就是中国足协的“30个月”规则并不能限制跨国的国际转会。
除此之外,还有俱乐部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钻空子。同样在2009年,戴琳在与辽宁合同到期之后虽然无法直接自由转会国内俱乐部,但他却借助于首先自由转会到萨拉热窝斯拉维亚、而后马上再低价加盟申花的方式,变相实现了在国内联赛中的自由转会。
面对以上种种乱象,中国足协终于在2010年底出台《中国足协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其中第一次明确在自由转会制度上与国际足联接轨,即球员在“与原俱乐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可以“在会员协会间转会”。这项新规的出台,为职业球员在签约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也迫使俱乐部不得不逐渐改变以往合同一年一签、甚至玩弄“阴阳合同”的作风。
点评:
在中国体坛的其它职业赛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转会制度。比如在乒超联赛中,曾以类似公开拍卖的方式决定优秀运动员归属,结果在2010年的摘牌大会上,女选手郭焱居然以1133万的天价被山西大土河摘得。
相比公开进行的转会或者摘牌,还有一些交易则在幕后进行。比如在CBA联赛中,很多人都对辽宁2010年将主力后卫张庆鹏送往新疆的决定感到不解。直到3年后目睹全运会男篮比赛的名单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或者这是为换取新疆方面同意让巴特尔代表辽宁征战全运会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