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该和教练谈恋爱（二）

第二部分 “父式”教练，时代的产物

诸如朱志根这样的“父式”教练，在中国体坛可谓比比皆是。因为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体工队已经取代家庭成为运动员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于是原先在家庭内部应该由家长承担的部分责任，也就自然地被转移到了教练们身上。

保姆式管理赶超世界水平

“父式”教练最大的特点，就是由教练来包办运动员的生活，目的则是确保他们可以在训练和比赛中保持最佳状态。比如在执教刘翔的过程中，孙海平除了严禁食用不明来历的食品之外，有时还会亲自下厨来确保营养。包括在刘翔参加各类商业代言活动的时候，孙海平也经常陪伴在身边，生怕刘翔进行一些有可能导致受伤的运动。

而在执教女选手的过程中，教练们的这种“保姆”特点可能也体现得更加明显。比如执教广东女乒的杨华杰，平时前往客场参赛时生怕让女弟子们受累，总是一个人大包小包地搬弄行李。而在生活起居方面，他除了负责落实餐饮地点之外，甚至还需要考虑到各位选手在零食方面的爱好，好让她们的业余生活能更开心一点。

这种保姆式的管理方式看似琐碎，却是中国体坛在很多项目上取得成功的基础。正因为所有琐事都交给了教练和领队们来处理，运动员在备战过程中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运动项目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每天的时间固定只有24小时，但在中国运动员这里，每天投入训练的精力却可能高于国外选手。所以在某些项目上，这种投入精力上的优势，就有可能转化为成绩上的突破。从刘翔到孙杨，如果单以竞赛成绩而论，那么他们都算是“父式”教练这种模式下的受益者。

“父式”教练管理另一面：队员成“私有财产”“父式”教练管理的优点在于包办，但缺点也同样源自于包办。因为仅以体工队的利益出发，那么对于运动员的要求仅限于取得好成绩，包办也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可是对于活生生的运动员来说，除了渴望在竞赛场上取得成功之外，他们还存在着个人的七情六欲和利益诉求。当这种欲望和诉求也都被包办时，那么与“父式”教练之间的冲突就变得在所难免。

比如围绕着运动员是否可以谈恋爱的争论，早在孙杨之前就已经持续多年。尤其在建立过无数功勋的中国乒乓球队，更是曾因此拆散了无数对“鸳鸯”。2004年，就传出白杨、侯英超、李楠、范瑛等多名队员因恋爱被退回地方队的消息。

相比干涉运动员感情问题的做法，教练插手麾下弟子的经济收入，则是一个更加敏感也更为神秘的话题。早在当年的“马家军”时期，围绕着选手奖金分配的问题，就曾在马俊仁与多名弟子之间产生争议，最终直接导致了“马家军”的解体。在那之后，另一位田径教练王德显也曾被指责侵吞运动员财产。

以上种种事件的出现，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教练个人的道德素质，而是说明在“父式”教练进行包办管理的过程中，势必会侵犯到运动员自身的基本权益，甚至导致他们被视为教练的“私有财产”。尤其在运动员取得成功之后，随着自我意识在社会大环境下的逐步苏醒，“父式”教练管理也会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