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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在捧起法网冠军奖杯后,成为了女子网坛历史上第一个

拿下大满贯冠军的亚洲运动员。而羽毛球国家队总教练李永

波却认为:“李娜毕竟还不是奥运冠军,大满贯只是一项

比赛而已,虽然网球是一项欧美人高度职业化的传统项

目,但李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实

现自己的价值。”难道只有奥运冠军才有含金量?[详细]

当今天看到众多职业体育明星在奥运舞台上摘金夺银时,殊不知奥运和职业体育之间有着漫长的渊源。为了维持奥运的“纯粹”,奥委会最初坚持只允许业余选手参赛,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理想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而奥运也随着职业体育的介入发展的越来越好。

1896年首届奥运会就有击剑项目,并且是惟一允许职业选手参赛的项目。

奥运会最初拒绝职业体育进入奥运会,但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改变

1894年6月,根据顾拜旦的建议,来自美国等12个国家的49个体育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中经过讨论决定遵循“业余运动”的原则。1952年布伦戴奇当选为第五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是顾拜旦的忠实拥趸,更是奥林匹克业余性的坚定执行者。他认为真正的奥林匹克冠军应当是“纯粹业余”的,如果体育失去了业余性,它就不是体育而是商业活动了。

1971年国际奥委会包括基拉宁在内的三位副主席与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一同讨论,最终将运动员比赛资格的规定做出修改:允许运动员按照规则的规定在准备正式比赛期间接受比赛中赢得的奖金。1972年基拉宁当选奥委会主席后,19世纪形成的业余原则开始摇动,但基拉宁的改革进程和速度是缓慢的,直到一个人出现奥运会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向职业化转变,这个人就是萨马兰奇。也许顾拜旦的初衷是美好的,但非职业化原则的制定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代在改变,顾拜旦和布伦戴奇等人的“纯粹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冲撞。[详细]

1984年,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中首次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1988年当格拉芙和阿加西在奥运会获得奥运金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奥运向职业体育妥协才走向世界

1980年萨马兰奇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的奥林匹克危机四伏,奥委会资金仅20万美金。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境,根源在于奥运会“业余原则”从一开始就把“商业体育”的大门紧紧关闭。在成为奥委会主席后萨马兰奇放开手脚大胆向职业化靠拢,1981年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去掉了“业余”一词。废除参赛者业余身份的限制,不仅仅是使得奥运会具有观赏性和竞技性,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奥运商业化彻底扫清了障碍。到了1992年,国际奥委会已拥资产125亿美元,1993-1996年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从商业开发中获得23-25亿美元的总收入,如果还坚守着当初的业余原则,这些数字犹如天方夜谭。

1990年11月,萨马兰奇再次主持修改《奥林匹克宪章》,业余原则完全从《奥林匹克宪章》中消失了。这为奥运会被更多体育巨星接受创造了条件,1992年美国篮球“梦之队”在巴塞罗那的梦幻表现震撼了整个世界,而国际足联也开始派23岁以下职业球员参加,同时还有3名23岁以上的球员。到了今天,奥运会绝大多数项目都已经与职业比赛对接,也正是从最初的孤傲到后来向职业妥协,奥运会才能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详细]

李娜并不只是在一个欧美传统优势项目上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且是在一项高度职业化的体育赛事项目中完成的。职业体育赛事因其发展的全球化和标准的统一化,更能衡量体育强国的发展水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排获得了“五连冠”的佳绩。那个时候,“铁榔头”们是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她们让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的国家荣誉感几乎达到了巅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男篮派出了NBA明星球员为班底的“梦一队”。他们横扫篮坛的表现让人们意识到职业体育的强大。

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比赛成绩算入职业选手积分。其中,金牌400分,银牌280分,铜牌205分。李娜在北京奥运会获得第4名时,只拿到155分,这只和大满贯16强的积分相似。而大满贯比赛的男女冠军都能获得2000分,女子亚军1400分,男子亚军1200分,女子季军900分,男子季军720分,女子第4名500分,女子8强280分.

奥运最大作用在于推动难以普及的职业化弱势项目

随着全球化和商业世界的日益发展,奥运会的整体影响力逐渐为职业体育所遮蔽,但它仍然有着无可取代的功能,即让职业化弱势项目即便在缺乏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一个最高的舞台、维系下去的资金以及精神动力。

一方面,像田径游泳乃至体操等项目,由于项目特点的先天局限性,这些项目的商业化须通过奥运会方能实现。正是通过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和由此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和商业收入,这些职业化弱势项目的运动员才能够获得一流的教练和理疗团队,获得一个安心训练的环境。另一方面,很多项目正因其职业化程度较弱,使得奥运会成为最高的竞技舞台。

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但推动了田径游泳这些奥运大项,也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将发展职业化弱势项目视为捷径,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对非职业化运动进行举国体制改造,以高效率的锦标主义和金牌战略,达到唤起国民国家荣誉感、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详细]

职业化项目的比赛竞技水平胜过奥运会

对于很多高度职业化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和网球等的吸引力都不是奥运会所能企及的。高水平运动员选择放弃奥运会的情况不胜枚举,职业体育的整体竞技水平也因此凌驾于奥运会之上。这是历史、商业和项目特点等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曾经拒绝职业化让奥运会成为一项业余性质的体育赛事,它的长期以来的低水平不但束缚了人们的观赛热情,而且也影响了运动员参与的积极性。等到国际奥委会削减对职业选手的限制时,国际体坛已经发生剧变,世界杯巩固了足球世界第一运动的位置,欧洲足球联赛也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成熟和完善,网球大满贯赛事和NBA业已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尤其是,这些运动的职业化与电视转播技术和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同步进行,互相推动。

职业化赛事的品牌价值和日渐明显的明星效应,使奥运会对运动员的吸引力减小。对于很多高水平运动员而言,通过奥运会所能获得的积分、奖金乃至对球员自身商业开发和竞技地位提升的作用,都要远远小于职业体育。2008年刚刚为凯尔特人夺得NBA总冠军的加内特和皮尔斯就放弃了北京奥运会,罗迪克、费什、萨芬、莫亚等一干网球明星则为了备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退出北京奥运会——美网一年一次,奥运会四年一次,但是在更诱人的商业力量和更高的竞技水平的双重作用之下,要作出像罗迪克那样的选择,并不需要太多的纠结与勇气。[详细]

职业体育的赛事影响力高于奥运会

在主流运动的职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赞助商和职业赛事联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经凌驾于国际奥委会之上。巴萨和曼联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可以“奥运会并非国际足联规定比赛日”为由拒绝球员参加奥运会预选赛,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了照顾美国观众的作息时间可以将菲尔普斯的奥运比赛放在北京时间的上午。

小到比赛时间的调整,大到运动员的参赛与否,职业化赛事对奥运会的优势不仅限于诸多项目的竞技水平,还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掌控力上。甚至连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都是在环法自行车赛、美国几大职业联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程中辗转腾挪和妥协的结果。[详细]

现代奥运会创始者顾拜旦不会想到,他坚持的“业余主义”会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演变为两种形式: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前者像顾拜旦所担心的那样,以获取金钱为目的之一,体育具备了商品价值,但它却未必“堕落”;后者以国家荣誉为纲,却也未见得高尚。

NBA作为中国球迷最熟悉的职业体育之一,其商业程度、经济水平、观赏性都发展的相对非常完善。季后赛和全明星赛更是球迷和赞助商的大餐。

2010年,参加亚运会的中国保龄球队被喻为“史上最穷的国家队”。因为保龄球是非奥项目,因此不会产生举国体育来运作这个项目,也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里。但参赛的运动员,他们都是出于对保龄球纯粹的热爱。

职业体育看似背弃奥运的“业余主义”,却恰恰是大众参与的体现

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商业的力量密不可分,职业体育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和市场的自然选择,一如职业化时间最早、程度最高的足球、篮球、网球等运动,无不是观赏性、对抗性和公平性俱佳的运动,它们的流行体现的是民众的喜好,运动员以体育为职业,通过取得竞技成就获取报酬,体现的是社会“劳有所得”的正常价值取向,亦无可厚非。

相比职业体育的商业化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举国体制重点经营的项目,则更像是一种工业。职业体育虽然看似背离了顾拜旦的业余主义,实则它所推动流行的运动都很适合在民间展开;举国体制名曰“举国”,却只有举全国之力的投入,普通民众却难以参与。举国体制见效快,但是这样的指令性的通过政策杠杆驱动、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和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体育模式,比起职业体育却少了一点群众基础和市场的活力。前苏、东德和罗马尼亚的传统优势项目随着举国体制政策消失,当初那些奥运赛场上风光无限的运动员也会随之“消失”。NBA如果停摆,美国人还会继续打篮球,四大联赛罢赛,街头足球还是会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踢得火热,这就是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差异。[详细]

举国体制制造了冷门项目的不公平竞争,荣誉换不来大众参与

从奥运比赛的层面而言,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都对“公正”产生了较大影响。职业体育和它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更多的优秀运动员涌入奥运会、提升了比赛的质量,也在客观上使得更多业余球员丧失了获胜的机会。而举国体制和专业训练,则在一批相对冷门的职业体育不会染指的非商业化运动中制造了一大批专业运动员,使得其他国家那些业余运动员毫无胜机。但职业体育在奥运会上的“不公正”,其实是更大的公正的一部分,它将很多项目真正变成了一项大众运动项目,而非奥林匹克或上流社会的专属爱好,而且商业本身遵循的是相对最为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它的选择也较为符合最普遍的公众利益。举国体制的“不公正”则相对更多地从场上延续到了场下,它以最大化的资源实现的却是一小群人的成绩和更少数人的利益。如果说在举国体制的前期和中期,普罗大众还可以从锦标和金牌中获得自豪感的话,那么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个体意识的日趋强烈,这种大而无当的振奋会逐渐被身为旁观者、难以参与其中的失落感所逐渐取代。[详细]

从竞技上说,已经拿到大满贯的李娜无需奥运证明自己,如果非要谈到国家荣誉,“李永波”们更没有资格“教育”李娜,李娜甚至任何一个业余选手的奖牌意义都要比“李永波”们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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