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要提高体育的分值了，跟语数外一样都是100分！”“高考也将考查学生的体育水平！”“学生体育培训市场要火了！”……近日，有关加大体育在中、高考中比重的话题，牵动着亿万中国学生和家长的心。
而引爆这个话题的，正是新近出台的两份文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这两份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将深刻影响中国体育的未来。
新政、改革，为中国体育提供不竭动力，带来无限活力。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中国体育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足球、篮球、排球等竞技项目，还是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无不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激荡着改革的旋律，享受着改革的成果。
足改引领 职业联赛更“职业”
在中甲球队梅州客家阵中，25岁的周炳旭并不耀眼，但对于业余足球联赛“出道”的他来说，能够踢上职业联赛就是一种“圆梦”。
受益于完成“脱钩”后中国足协对于地方足协的支持，周炳旭在浙江省足协组织的首届全省业余足球联赛中打进19球并荣膺联赛射手王，得到了当时还在中甲的浙江毅腾队的青睐，由此完成了从业余联赛到职业联赛的跨越。
周炳旭实现梦想的过程并非偶然。五年前，《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顶层设计上给中国足球改革指明了方向。完成“脱钩”后的中国足协，通过完善会员协会体系建设等举措，带动了地方足球发展，一大批“周炳旭们”得以通过业余联赛的舞台发光发热。
从俱乐部跨地转让不再被允许，到俱乐部投入帽、球员工资帽等财务公平政策，一系列促进俱乐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在《方案》发布后开始落实，中超联赛也因此从中受益。
赛场外，中国足协与法国、德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足协签署了合作协议，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和欧足联建立合作关系，为我国足球改革发展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足球改革不仅给职业联赛带来了一缕春风，更让校园足球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目前，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经达到2万余所，逐步建立的校园联赛体系也带动了更多的青少年走上绿茵场。
CBA改革也在快速推进。2017年，已近不惑的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中国篮球改革的序幕由此开启。在CBA公司独立运营联赛后，联赛场次从最初的38轮增加至现在的56轮。同时，季后赛球队从最初的8支增加到现在的12支，这也给了更多球队冲击季后赛的机会。
除了在竞赛体系、赛制、赛程编排上改革，在裁判问题上，CBA联赛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管理措施。联赛之外，中国篮协通过小篮球活动，让篮球梦在成千上万孩子心中生根发芽；通过全国范围的选拔，让并非出自纯职业联赛的草根球员进入三人篮球国家队；通过“双国家集训队”模式，中国男篮为一批年轻运动员提供了舞台，增加了人才厚度。
管办分离 体制机制更完善
几个月前，浙江省篮球协会的工作人员葛彦鑫颇为忙碌。由省篮协承办的中国篮协E级教练员培训班在杭州开班，他忙着对接培训场地、核对报名信息，“这种忙碌状态，篮协人三年前开始就习惯了。”
2017年，浙江省篮协被浙江省体育局确定为“省级体育社会组织实体化改革试点”。三年过去了，一组简单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葛彦鑫会越来越忙。2017年，浙江省篮协年度资金账户流水不过几十万元。2019年这个数据已增加到近800万元。“赛事多了，培训多了，能力强了，人心齐了，干事的热情更足了。”浙江省篮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志刚说。
管办分离之后，协会实体化不仅要解决“转”职能的问题，更要解决“接”的问题。去年8月，由浙江省篮球协会执行的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落幕。来自全省11个地市共15支球队、23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历时3个月。对于一个改革才三年的协会来说，是如何做到的？
“依靠政府，但不依赖政府，自身造血能力是体育社会组织能够更好生存的关键。”王志刚说，自改革之初，省篮协便从承办小规模群体赛事起步，逐步积累办赛经验，有了好口碑自然就能得到市场的青睐。
据了解，三年来浙江省篮球协会筹集办赛经费1000多万元，包括承办地投入的经费达到2000多万元，省级赛事平台带动的运动队1800余支，有效带动了全省各地篮球活动的开展。
赛场外，管办分离激活了地方篮球协会的活力。赛场内，吴前39分，浙江队在CBA新赛季揭幕战中大胜卫冕冠军广东队。孙铭徽41分，“全华班”出战的广厦队大胜拥有双外援的上海队。中国篮协在管办分离后，CBA联赛改革渐入佳境，以吴前、孙铭徽为代表的本土球员越来越多地走近舞台中央，篮球改革成效初显。
协会实体化、社会团体改革是体育改革的重点，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成为体育社团的改革主题。李玲蔚、姚明、郎平、刘国梁、李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走进体育管理层，凸显了体育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也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多措并举 社会体育更多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漫步在瓯江南岸的绿道上，凉风习习，沿岸灯光璀璨。很难想象，这片位于温州滨江商务区桃花岛片区的新晋“网红打卡点”，居然是一处污水处理厂上盖的体育休闲公园。
怎样在“邻避效应”和片区内公共配套设施面临着无处可建的夹缝中寻得最优解，温州市决定向污水处理厂“借”地——利用厂房的屋顶空间，打造一个多功能的体育休闲公园。
今年国庆节前夕，这座依托于社会力量兴建而成，集滑雪、滑冰、射击、射箭、攀岩、蹦床于一体的体育休闲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翘首以盼两年了，终于对外开放了，以后又多了一个锻炼休闲的好去处。”家住桃花岛片区的居民刘杰高兴地说。
事实上，桃花岛体育休闲公园只是温州老百姓从社会力量办体育中受益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自2017年温州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单位以来，温州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长了28.7%，体育人口增长了15.5%；温州吸引社会投资体育设施建设超50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由62.14亿元增加到96.85亿元，增长55.9%；温州体育类工商登记主体由1.2万家增加到2.5万家，翻了一倍多。
体育不是体育局的体育，而是全社会的体育。从天津全运会设群众项目比赛，到《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发布，再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体育无不在回归其社会属性。
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中国女排在国际赛场上屡传佳绩让国人频频振奋，但国内排球联赛市场化程度依旧不尽如人意。今年4月，中国排协宣布和联赛商务运营推广商体育之窗“分手”，作为国内仅次于中超和CBA的第三大联赛，如何职业化仍待破题。
即便是备受瞩目的足改，《方案》在发布五年后，足球界困惑仍在：改革并未完全按照《方案》推进，“多头管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对足球发展理念和路径尚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足球界尚未得到较好体现。
改革，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十四五”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体育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改革仍然在路上。
本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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