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陌生极了，的确，她没有诗文传世，颇有些美术才华，却也未曾闯出名堂。
但是因为有一个天才的女儿张爱玲，让她现在还能不时被人提起。
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稍早的9月1日是她逝世25周年；她的书迷取谐音把今年称为“爱玲年”。在铁杆书迷眼里，张爱玲是20世纪最炙手可热的文学偶像，但提起黄逸梵，粉丝们的态度却是爱恨交加——
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又美又作的母亲是她一辈子的心魔。
“世界这么大，我想离婚去看看”
黄逸梵生长在官宦之家，门庭显赫，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已离世，所以她从未得到过父爱。
在她22岁那年，被家里人做主许配给了名臣之后，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论起门当户对，两人也算一双璧人。
婚姻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张廷重的封建富家少爷做派让黄逸梵十分反感，她所向往的始终是外面的世界。
她依照当时最流行的西式风格打扮相貌，规划自己的衣食住行。她曾与胡适打牌，一身长袍配红蔻丹衬托出浓浓的希腊风情，一时间成为牌桌上独领风骚的尤物。
张爱玲后期对于服装的审美风格，多是源自于母亲的影响。这个美丽又极富个性的女子，是张爱玲潜意识里对自我形象的烙印。
反观张廷重，整日沉迷于鸦片之中，周旋于舞女之间，像乌龟一样藏身于深深庭院，假装看不见时代与世界的变迁。这就是张爱玲父母之间生出嫌隙、直到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
出身在传统官宦世家，黄逸梵的思想却极为开化，阿尔卑斯雪山上滑雪时，一行男性友人都比不过裹过小脚的黄逸梵。正如她在那个年代所散发的生命力——竭尽全力，要将人生活得滚烫。
1930年，黄逸梵请外国律师协议离婚。她说：我的心意已像一块木头。这场离婚，与其说是一对性格不合的夫妻分手，不如说是两个迥异时代的分裂。
至此，她也成为了民国时期第一个主动与丈夫离婚的女性。
“我是她的女儿，也是她的观众”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
这是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描写，在这些措辞中，我们读得出对母亲的崇拜，却读不出孩子对妈妈的亲昵感。
黄逸梵与张廷重从走入婚姻就没有停止过吵闹，随着黄逸梵觉醒，第一次离家出走国外时，张爱玲与弟弟还只是垂髫稚儿。
彼时的黄逸梵早就顾不得孩子了，这个家禁锢住了她对未来的所有期许和希望，她渴望逃离的愿望岂是这一双幼年儿女所能牵绊的。
于是，小小年纪的张爱玲便眼看着父亲一点点萎缩在灰扑扑的烟榻上，眼见着一个个花枝招展的陌生女人出入于张家宅子。
爸爸的爱，她够不着，妈妈的爱也摸不到。父母健在，张爱玲却在精神上犹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对母亲，她是怀着一种生疏又向往的矛盾心态的：“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她是一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
对母亲的感情，好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浪漫而神秘，却总是触碰不到，让人觉得辽远而陌生。
张爱玲说：“有两次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一个孩子，对母亲会有生疏的刺激感，所以，她永远也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挤到母亲的怀里撒娇亲昵。
在母亲与父亲吵闹的那些日子里，张爱玲看到了反抗与挣扎；在母亲偶尔归家的时日里，她又在其指导下读英文单词、弹钢琴、画画。
母亲与友人肩并肩坐在钢琴边，模仿电影里明星们的恋爱桥段，张爱玲仰望着母亲，看得入迷，那是她昏暗童年里的一束清澈、纯净的光。
即使疏远，张爱玲却在潜意识里将母亲当作自己的偶像，并在日后的人生中，下意识地复制着母亲的热烈，努力活成了母亲的模样。
“嫁人还是读书，你选一样”
离婚后的张廷重又重新跌入了混沌与堕落中，此时的张爱玲逐渐生出了叛逆和不屈，开始了与父亲的对抗。
有一晚，她受不住父亲和继母的虐待，带着疟疾逃跑出来，找到了母亲黄逸梵。
那时的她带着母亲当年给她的温暖和光亮，以为到了妈妈怀里，日子就又会明朗起来。
母亲教她礼仪，教她如何在上流的舞会中保持淑女气质。但是张爱玲始终没有达到期望，学不会笑不露齿，也不会在走路时迈着纤纤细步。在处理人际交往时，张爱玲就像是一个白痴，甚至不敢去理发，不敢见陌生人。
这一切在黄逸梵看来，都是令人失望难堪的。
作为母亲，她深之女人这一生有多么不易，于是，她用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来拉拽着张爱玲。
可是，这样的爱势必不会被一个正直青春期的孩子所理解。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的一字一句，像是刀子一样扎进了张爱玲的心理，她的一切信心与尊严，都碎在了母亲失望的话语里。加之生活拮据，再无多余的钱来抚养女儿的母亲给了张爱玲一个选择：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母女之间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点修复的苗头，又因为金钱花销的讨论而再次被灭掉了，甚至产生了可怕的距离。
张爱玲曾在《私语》里提到：“看得出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也就是从这时起，在张爱玲心目中，“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她坦言：“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我想给妈妈赔罪，可她不在了”
这段拧巴的母女关系，使得张爱玲在后来的亲密关系里，始终有一抹隐隐的不安全感。从小没有被狠狠爱过的女孩，长大后往往不会识别什么是爱。
后来的张爱玲，原本已经活成了母亲所期待的那样：自主、独立、爱憎分明。可是，她却渐渐把她对母亲的爱和崇拜熄灭，转而拉远了这段母女关系的焦距。
至于母亲给出的那道选择题，张爱玲的答案是：读书。
从那时起，她在心里埋下了赚钱的种子，而这枚种子最初的力量，就是要将学费还给母亲。
在极度缺钱的时刻，张爱玲终于赚到了自己的800元学费，她兴高采烈地拿着这800元去找母亲，却被母亲输到了赌场上。
后来，黄逸梵再次离开，而锋芒渐露的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女作家之路。她赚到稿费后努力攒钱，换成了两条金条，小心翼翼地等到母亲从国外回来，把两条金条递给母亲：“感谢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不是感恩，而是一种“两清”。这份摇摇欲坠的母爱，她不再亏欠了。黄逸梵又一次出国，母女再未相见。
1957年，黄逸梵在异国病重，给女儿写信：“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张爱玲彼时正在美国，她没有按照要求赶到伦敦，而是绝情地寄了100美元。一个月后，黄逸梵去世。
看起来，张爱玲长大了，硬气了，终于有机会反击报复母亲了。可是，与母亲死生不复相见却成为了她临终前最大遗憾。
张爱玲晚年时，邻居发现她常常面壁喃喃自语，禁不住问：“您需要帮助吗？”张爱玲的回答自嘲又令人玩味：
“请您理解，我在与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
武志红在《为何家会伤人》一书中说：“我们是镜子，也是镜中的容颜。”童年的家庭关系就是一面镜子，我们的一生都在反射着我们的童年。张爱玲的文字之所以那般苍凉，不过是因为她孤寂悲哀的童年时光。
在这段时光中，她对父亲无爱，也就无恨。而她对母亲却始终怀有着一份爱而不得的饥渴，直到后来因爱生恨。
张爱玲最后在《小团圆》中说：最终，你走的可能都是同一条路，而她一早知道，因为她是你的母亲，你们多少都一样。
也许在生命的最后，张爱玲回望着自己与母亲的这段拧巴又纠缠的爱，也会对这段感情怀有太多不忍。
或许，她逐渐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与母亲相似的人，因为在这位与自己最亲密的女子身上，她终于学会了爱与体谅。
本文来源：家长会了么
作者：巢小庞
责任编辑：
石玥_NS3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