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变性运动员的出现，关于这类群体的讨论愈演愈烈。
尤其是从男性变为女性的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女子项目的比赛，成为了讨论的最中心话题。
此前美国爱达荷州所出台的规定就引发了争议——该规定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组的比赛，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
不过，认为变性运动员会破坏比赛公平性的人同样不少，即便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已经允许变性运动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比赛，但围绕着公平性和包容性之间的争论，依然难以平息。
该不该禁止变性者参加女子比赛？
这个夏天，美国爱达荷州的一项法案在体育圈内引发了一场争论。
根据该法案规定，运动员按照出生时的性别参加体育赛事——换句话说，后天变性或是跨性别者不可以以自身认同的性别参加比赛。
根据该规定，包括变性运动员在内的所有参赛者都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内容包括他们的性别、手术过程、药物治疗，甚至包括他们是否摘除了睾丸等器官等。对运动员资格的任何争议，都需要由医生进行身体、基因或激素检查。
这一规定很快就遭到了质疑。有跨性别运动员声称，这一禁令涉嫌歧视跨性别运动员，最终该新规被法院叫停。法庭在判决书中写道，“明确禁止跨性别女性参赛，与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所实行的体育政策相违背。”
2003年，国际奥委会就规定——做过变性手术，并接受了至少两年激素治疗的运动员可以以新的性别参加比赛；随后又在2016年采用了新政策，允许变性运动员在接受变性手术前就参加奥运会等国际赛事。
其中，女变男的变性运动员可直接参加男子比赛，而男变女的变性运动员需接受激素治疗，证明她们血液中的睾酮水平低于10纳摩尔/升，并持续一年。
国际奥委会对于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规定，被全世界许多体育组织所学习沿用，成为了当今的主流规定。
抑制睾酮，仍难完全公平
但这样以睾酮激素水平为标准的做法，至今依然存在着争议。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9年，瑞典曾对11名变性女性进行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经过一年的睾酮抑制后，她们大腿肌肉的力量只出现了略微的下降，肌肉质量只减少了5%。
另外根据国际田联的数据，女性的睾酮水平一般为每升0.12-1.79纳摩尔，而男性青春期后的睾酮水平为每升7.7-29.4纳摩尔。换句话说，男子选手的睾酮最低水平是女子选手最高水平的四倍。
因此在当下，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不少体育机构也在考虑下调对变性运动员的睾酮水平限制，比如从10纳摩尔/升降低到5纳摩尔/升。
但即便如此，变性运动员在青春期发育中所获得的力量和肌肉优势，仍被担心会破坏女子比赛的公平性。
去年2月，就发生了三名美国校园短跑女子选手起诉变性运动员的事件，诉讼涉及的两名变性短跑运动员共赢得了15个州的冠军，原告方认为这剥夺了其他女子运动员的获奖机会和奖学金。该诉讼目前仍在审理中。
研究人员兼医学物理学家乔安娜·哈珀也曾在四年前发表一份研究，她通过研究8名跨性别长跑运动员发现，由于跨性别女性在速度、力量、耐力和载氧能力等方面都有所下降，她们的表现并不总是优于顺性别女性。
但她也承认，她的研究只适用于长跑运动员，而跨性别短跑运动员可能更有优势，因为她们拥有更多的肌肉。
变性选手劳蕾尔·哈伯德夺举重世锦赛银牌。
公平性和包容性无法兼得？
据《纽约时报》透露，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即使把变性运动员的睾酮水平降至每升1纳摩尔，仍然无法消除原本是男性的变性运动员在肌肉质量和力量上的优势。
例如2019年，富兰克林皮尔斯大学的变性运动员特尔弗就在变性后夺得了大学生400米栏冠军，他的400米栏成绩只比变性前慢了0.19秒，而60米短跑的成绩甚至比变性前还要快。
这些“先天”优势，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应该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根本原因，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此外，通过变性治疗和激素抑制，变性运动员究竟还能存有多少生理上的优势因人而异，也出现过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后成绩下降的案例。看上去，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南非运动生理学家罗斯·塔克认为，在这一话题上，公平性、包容性和安全性三者似乎是无法兼顾的，每个组织出台怎样的规定，要看其以哪一个方面为优先。
研究人员伦德伯格给出的建议也颇为无奈，他认为各个运动项目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让所有人都满意那是不可能的。”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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