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俱乐部教练郑文琦说，当云南癌症康复协会找到他，提出成立龙舟队的时候，他当场就答应了。“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不仅要带她们做下来，还要带她们参与比赛，而不是像农家乐一样玩玩。”
龙舟上的十几位队友都是乳腺癌患者。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6月23日，昆明安宁市玉龙湾。
十米长的龙舟快速驶向山的深处，59岁的李琼珍右手握桨，高举过头顶，为了跟上其他人的划桨幅度，她整个身子前倾，臀部几乎快要离开座位。
因为乳腺癌，她的胸部被切除。癌细胞没有了，但上肢水肿等新问题却相继找上门。她在划桨时胳膊很难正常抬高至耳后。
和她一样，龙舟上的十几位队友都是乳腺癌患者。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国家癌症中心最新调查显示，2015年，每2208名女性中就有1人患乳腺癌，其中8.16%因此离世。
切除乳房后，由于身体孱弱，她们也被称作“少奶奶”。她们有的长期失眠，有的伴随肩、腰部疼痛，上肢活动受限，也有人自卑、封闭，活在癌症的阴影当中。
研究表明，龙舟运动对于乳腺癌患者的康复治疗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患者恢复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也可降低患者患上淋巴水肿的风险。
如今，共有46名乳腺癌术后患者报名参加了这支龙舟队，第一批共15名队员参加了集训，平均年龄56岁。
报名人数出乎意料
昆明这支龙舟队的成立起源于中国癌症康复协会的提议，昆明的训练条件得天独厚，水域平静，且一年四季气候适宜，适合成立一支队伍。
中国癌症康复协会的提议引起了云南癌症康复协会秘书长陈明的重视，去年11月，癌症康复协会就开启了报名工作，云南癌症康复协会副会长张继生说，报名的人数出乎他的意料，眼看人数就快突破50人。
龙舟队不进行选拔，欢迎所有康复三年及以上的乳腺癌患者。
报名的队员里，有的是通过云南癌症协会的活动公告报名的，有的则是经常参加癌症协会活动的癌友。
教练在给龙舟队队员做讲解。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李琼珍听说划龙舟可以缓解肢体水肿，就报名了。
她前后动过四次手术，因为化疗的药水是粉红色的，至今，她看到相似的颜色都会想吐。水肿最严重的时候，脚踩到地面，脚底如开裂般疼痛。如今，她腿部的水肿逐渐消退，但上肢依旧肿胀。研究表明，乳腺癌手术经常伴随上肢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为上肢淋巴水肿、肩关节活动度受限、肌力低下、运动后迅速出现疲劳和精细运动功能障碍等，导致患者生存质量明显下降。
李琼珍说，是加拿大华裔运动员熊北蓉的故事鼓舞了她。对方也是乳腺癌患者，通过划龙舟，她不仅不水肿，还拿了世界冠军，“我想她行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行。”
在这之前，包括队长李云玲，没有人接触过龙舟运动，有的人不会游泳，还有的刚刚打完针，腰一阵阵地疼。
李云玲是队里少数几个会游泳的。没有了乳房，穿着紧身游泳衣成了很多乳腺癌康复者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学游泳需要比常人更多的勇气。
李云玲介绍，共有46名乳腺癌术后患者报名了龙舟队，参加集训的队员当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48岁。有的是为了康复训练，有的是喜欢游山玩水，还有的是因为好奇，想来看看龙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龙舟俱乐部教练郑文琦说，当云南癌症康复协会找到他，提出成立龙舟队的时候，他当场就答应了。“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不仅要带她们做下来，还要带她们参与比赛，而不是像农家乐一样玩玩。”
他希望分三个阶段进行训练，首先让她们适应龙舟训练的方式，放松心情；第二阶段让她们在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有能力承受有规律的定期训练；能参加比赛是第三阶段训练目的。
教练带着龙舟队队员做准备活动。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在他的设想中，未来训练成了规模，他想争取把比赛放在云南，以分站赛形式设昆明站、德宏站等，以外省、外国人的参加作为宣传点，做“龙舟界的格兰芬多"。
郑文琦给团队免去了训练费和器材费，承诺就算只招到四五个队员，一样帮她们训练。
那段时间，李云玲挨个打电话给病友，给她们做动员工作。告诉她们，“我们不仅仅代表我们自己，而是一种榜样，给其她姐妹力量；这是一种对身体心灵都很好的运动，可以对乳腺癌康复有很好的作用……”
李云玲曾经是银行高管，2007年，她39岁时查出了病情。
院方感觉在治疗中她非常乐观，希望她能够去开导其他病人。李云玲开始做病房志愿者，一对一地开导和沟通，后来慢慢开始给大家讲课，以自己亲身经历做心理疏导，一直做到现在。她记得有医生跟她说，“我治疗的是她们的身体，而你治疗的是心灵”。
她得了乳腺癌后，从医四十余年的父亲为她不断查阅大量书籍，记录整理出几大笔记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也成为她讲课中医学专业知识部分的来源。
当年同病房的病友成了多年知心好友，李云玲带着这两个朋友一起加入了昆明市康复协会，参加龙舟队。
训练
龙舟队训练地点选在昆明安宁市玉龙湾，第一批15名队员，都是居住在昆明周边的乳腺癌患者。
郑文琦教练负责打鼓，鼓声响起，队员们跟随口令，桨叶插入水中，向后推水。
负责打鼓的郑文琦教练。新京报记者 张芮雪 摄
李云玲记得第一次训练时的情景。船尚未离开码头，鼓声就停止了。船桨相互碰撞，水花四溅，连同水里的青苔，泼洒在队员们的身上。前后排的“少奶奶”们相互埋怨起来。
埋怨声很快被教练郑文琦叫停，“划船不能怕水，上岸时身上是干的，肯定没下水划船。”
龙舟重新起航，教练放慢了指挥节奏，专业龙舟选手配合大家把握方向，龙舟缓缓驶出码头。
“咦，真的走起来了耶。”李云玲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没想到我们能把龙舟划出这么远。”
鼓声在山间回荡，龙舟驶过峡谷，眼前是一片开阔水域。
刚开始训练，速度不快，甚至有一次，红嘴黑天鹅耸着脖子从船边经过，很快就超过了龙舟。郑文琦说，第一阶段训练目的主要以大家适应龙舟训练方式，放松心情为主。
48岁的蒲琼英每次落桨，都噘起嘴来呼气。她在队里的年龄最小，个子不高，一张嘴，两个对称的酒窝就拉着嘴角往上提。
蒲琼英说，这是她第一次没有感觉到晕船；几年前去海南，她坐飞机一直吐，坐车也吐，后来乘船过海峡更是吐。“我全部的精力都专注在划桨，跟大部队保持一致，就真的不会晕船了。”
认真训练中的龙舟队员们。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相比李琼珍，蒲琼英的胳膊瘦得像竹竿。乳房切除手术之后，她没有出现水肿，但失眠持续了三年，无论几点入睡，三个小时以内就会醒来。
研究显示，百分之六十四的患者存在有睡眠障碍，而适当的有氧运动有助于入睡。
高原的太阳炙烤湖泊，湖面水位下降明显，河床上长满青草。蒲琼英手里的桨不断插入水中，又不断拔起，她抬头，突然发现船不动了。
搁浅了，教练跳下水去救援。
李云玲也跟着教练跳下去推船。湖水没过膝盖。
船斜倚在河床边，教练指挥船上的学员左右摇摆，船身晃动。李云玲边推边笑，队员们合力把龙舟推了出来。
蒲琼英说，刚开始划桨时，她会紧张，担心自己把握不了平衡，但现在她在船上走动时都不用扶。
她说，训练完的那天晚上，她一觉睡到了清晨五点半，这在之前从未有过。
郑文琦对队员们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曾带过165支龙舟队，常常有队员向他抱怨，太阳太晒，训练太累等等，但在这支队伍中从来不会有人向他抱怨。有位队员刚打完针，都没有放弃来训练，只是跟他说，自己腰疼，动作可能没法做到那么标准，希望能坐到最后一排，别影响大家。
龙舟队队员们在岸上的合影。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划龙舟重新让生活有了盼头
祝小琴的胳膊，两只手臂粗细不一，右边袖套是白色的，用于防晒，左边是米色，材质又厚又硬，防止水肿。
七年前，她被诊断为乳腺癌，乳房切除以后，她做了十次化疗，25次放疗，最多的时候一天吐16次。
祝小琴的习惯站立姿势是双脚交叉，右手举过头顶，手肘弯曲，只有这样，她的水肿才会好受一些。
手术过后，她跟以前的朋友断了联系，同学聚会能推就推，去游泳馆时总躲在换衣间的最里一格。
“发生在别人身上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事故。”她头上戴着鸭舌帽，鸭舌帽下是墨镜，然后是口罩。她说，传统观念里，女性以曲线为美，失去乳房让她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龙舟训练外，她只穿长袖衣物，除了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外，没人知道她患病。
祝小琴有自己的公司，生病后，她逐步放缓了公司的发展，希望自己再多活三年半，撑到女儿大学毕业。她说，她每天都会对着镜子暗示自己：我好了，我的病都好了。
俯瞰龙舟队。刘雅芃 摄
转眼，女儿大学毕业，她挨过了癌症的第七个年头。
祝小琴说，她一直喜欢玩水，但除游泳馆外，与水互动的机会不多，所以才报了名。开始时，她想，没什么意思，大家都不熟悉，但从开始换衣服的那一刻起，她意识到了这里的不太一样。
龙舟队的更衣间里，队员们毫无避讳地换衣服，甚至边换边讨论病情。在这里，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她也不用找最里面的格子间。
她说，水上运动加上相似经历的队友，这让她感到放松，她以后会一直来，“我可不是短命鬼，我要活到八十岁。”
第一次参加训练时，赵育锐坐在最后一排，她说，她没有游泳经验，怕拖累了队伍。但第二次再训练时，因为动作标准，她被教练调到了第三排。
龙舟划回码头，赵育锐皱着眉头转过身，对教练说：“我觉得还没练够呢，能不能再划一下。”
为了适应队友们的身体状况，郑教练把训练强度设计得很低，而且不要求她们使劲。赵育锐却总是用力，划桨时，她双臂拉伸至最远处，还要再猛地往前扎一下。
她对记者说，那是因为她太珍惜划龙舟的机会了，现在，她每周最盼望的事情，就是龙舟训练。
队员们进行龙舟训练。刘雅芃 摄
赵育锐查出乳腺癌的时候是49岁，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再去上班。“闲在家里，这个凳子上坐一会儿，那个凳子上坐一会儿，怎么一天还没有过去？”她说，家人朋友都在上班，只有她一个人突然闲在家，很不适应。
手术保住了她的命，但她却突然没了价值感。她的脑子不再像之前一样好使，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那段时间，她总是一个人，她不愿意被别人口头上关心，也不愿总是去打搅朋友。
划龙舟重新让生活有了盼头。“就像上班一样”，除了划龙舟，她爱上了摄影和徒步，身边的玩伴也越来越多。
“要相信，我们都是最美的”
蒲琼英的乳腺癌是三年前发现的，那时候的她刚刚晋升，属于事业的上升期。
手术前，她已经是销售团队的经理。做完切除手术后，她把谈生意的方式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也毫不避讳与客户分享自己的癌症经历。她说，很多客户被她的故事感动，更愿意与她做朋友，她的业绩比生病前更好。
蒲琼英会把自己化疗剃光头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网上招募乳腺癌人体模特，她计划着也报名参加。
她还记得刚做完单侧乳房切除手术时，身体不平衡，她总是走偏。每次出小区，丈夫都会搀着她，帮助她走直线。每天上班、见客户，丈夫总是全程陪同，开车接送。
同学聚会的时候，她形容自己的待遇“像皇后一样”，同学们抢着给她拿包，不让她付钱。
她带客户去泡温泉，习惯把毛巾担在肩上，遮住动手术的一侧。开始，她只坐在池边泡脚，但客户对她说：没关系，我们都知道的，这很正常，下来一起吧。她说，客户的接纳让她逐渐放开。有几次，她甚至忘记戴义乳就直接走出了澡堂。
后来，她干脆把丝巾填充在胸部。去年，她还戴着丝巾去了东南亚潜水。
正在划桨的李琼珍（右）。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蒲琼英这般。她说，在她认识的乳腺癌病友里，有人为了不暴露病史，拒绝办理任何政府优惠；还有的人永远把自己埋在了帽檐下面，低着头，只能看见大地。
一项对乳腺癌患者术后心理的研究表明，近七成的患者有过焦虑或抑郁。术后乳房缺失导致乳房缺失患者害怕社会交往,这种“害怕社交”的心态,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患者进入自卑、孤独等失助状态中。
昆明癌症康复协会有2176名乳腺癌会员，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与过线下交流活动，报名参加龙舟队的不到50人。
李云玲除了是龙舟队的队长，还负责云南省肿瘤医院的心理疏导工作。有的时候，她会直接带患者去卫生间，把切除乳房留下的伤口展示给对方，这是她快速走进患者内心的方式。
她说，乳腺癌康复后期，癌症对患者的心理影响远大于生理；医院集中精力保住癌症患者的生命，很难再有时间顾及患者康复后的生活。
她曾经接触过一个患者，因为担心被人嘲笑，不愿意走出家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李云玲对她进行了三次心理疏导，仍然没有转机。
还有患者自我嫌弃，因为不想给爱人一个不健全的身体，主动提出离婚。“放弃自己，不拘小节，蓬头垢面。”她总结。
这是李云玲最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况，“你要把窗子打开，阳光才能照进来，你都不开个缝，阳光怎么照吗。”
“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李云玲去做了很多有挑战性的事情，登山，跑马拉松，考心理咨询师、参加龙舟队等。“我在肯尼亚遇到埃博拉和枪战，在马达加斯加遇到鼠疫，在尼泊尔遇到地震。七次进藏，进过珠峰，上过6600米海拔……这些都是乳腺癌之后。” 她在癌症演讲的自我介绍里写道，“我想告诉我的病友们，她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我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她们的生活依然有很多可能。”
一场训练结束，队员们在岸边围坐一圈，准备拍照。
蒲琼英从包里掏出口红，“来来，擦点擦点。”边说边站起来，半弯着身子给队员们分享口红。
给队员涂完口红后，正在补涂口红的蒲琼英。新京报记者张芮雪 摄
“我们因为那点缺失才聚在一起，”蒲琼英刮下口红，再分到每个人手上。“要相信，我们都是最美的。”
（应受访者要求，祝小琴为化名）
文 | 新京报记者 张芮雪 实习生 张逸凡
编辑 | 胡杰
校对 | 卢茜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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