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罪"的英雄

1996年7月27日凌晨两点，距离奥运村只有1.5公里的百年奥林匹克公园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无数弹片飞向陶醉在音乐节中的人群，炸弹的气味和声响压倒了一切，所有的感官变得模糊不清。

“很难描述，”朱维尔说，“就像在电影里听到的一样，轰的一声，很多人被四处乱飞的弹片击中了。”

这次爆炸造成一百一十多人受伤，两人重伤，两人死亡。而第一个发现炸弹的保安朱维尔，被FBI当做嫌疑犯进行了长达88天的调查，一夜之间坠入黑暗。多年后，他的这段遭遇被改编成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毫无疑问，主人公朱维尔是美国社会最普通的小人物，毕生都为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而努力，事与愿违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既肥胖又笨拙，不被任何人放在眼里。

爆炸案当天，作为保安，他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巡逻，发现几个喝醉的年轻人在乱扔啤酒罐，就在和这些醉汉争执时，朱维尔发现公园座椅下有一个可疑的绿色背包。有过执法经验的他感觉有些不太对头，于是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然而，安保主管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甚至认为朱维尔有些大题小做，此前几周发现过几个可疑包裹，最终证实都是虚惊一场，另一个安保人员则准备自己动手拆开背包，这一举动被朱维尔及时制止，他坚持认为，应该按照程序，设置警戒线，呼叫增援。

与此同时，911接到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声称奥林匹克公园有炸弹，将在半个小时后爆炸。防爆小组很快赶到现场，小心翼翼地打开背包后，他们惊呆了，里面藏着的炸弹威力惊人。朱维尔马上协助安保人员疏散人群，然而公园被嘈杂的音乐声笼罩，远处的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们的呼喊，爆炸就此发生。

尽管悲剧发生，但朱维尔的举动使得本来会造成大规模伤亡的爆炸伤害减少，一夜之间，他成为媒体追捧的平民英雄，在各种节目上亮相，讲述自己的事迹，还有出版社邀请他出自传，讲述这段传奇经历。

可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三天，英雄变成了罪人。

1996年7月30日，朱维尔被亚特兰大当地主要日报《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为FBI的头号嫌疑犯。讽刺的是，不知情的“英雌”还曾邀请供职于FBI的朋友蒂姆-艾塔维共进晚餐，吃饭时两人一直在不停谈论爆炸案，他没有料到，朋友的身上带着窃听器，一直在套他的话。

不久之后，两个FBI探员登门拜访，希望朱维尔配合拍摄一个训练短片，他欣然应允。路上，朱维尔发现后面有几辆车一直跟着，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起疑心。录制过程中，朱维尔被要求在一份放弃权利书上签字，他本能地想起，自己执法时不会要求任何人放弃权利，除非那个人正在接受调查。这时他意识到情况不妙，要求打给自己的律师。

几经周折，朱维尔终于联系上了律师布莱恩特，后者勃然大怒，告诉他不要签任何东西，马上离开那间屋子。朱维尔终于明白，自己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这些家伙认为是我干的，”朱维尔说，“指控我是杀人犯，这可是全美甚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案，如果可以，他们希望把我送上电椅。”

为什么案件会出现这样反转？

FBI的逻辑看似荒谬，但问题在于这个案子实在是太“典型”了，与之前很多自导自演为了引起注意力的案件极为类似，而且作为第一嫌疑人，朱维尔的生平非常满足类似作案者的画像：他平庸、肥胖、渴望被认可、三十郎当岁没有女友、依然和母亲住在一起、家里藏有武器、对工作有超乎常人到有些神经质的热情、身为执法者之前有过过度执法的经历……

“很可悲，勤奋和负责让他变成了嫌疑犯，他为自己曾是一名警察感到骄傲，讽刺的是他因此成为冤假错案的典型代表。”朱维尔的律师这样说到。

1990年，朱维尔成为一名狱卒，隶属于哈伯沙姆县治安官办公室，为了贴补家用，他还在一家公寓兼职做保安。一次，一对夫妇在浴缸里制造噪音，朱维尔冒充警察逮捕了他们。由于情节较轻，他被判缓刑，并接受相关的心理咨询。

一年之后朱维尔晋升副警长，进入东北乔治亚警察学院进修，以全班前25%的成绩结业后，他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执法身份。朱维尔继承了妈妈的勤奋，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然而他并不算一个聪明的执法者，1995年在一次巡逻中他撞毁了警车，降至到监狱。朱维尔形容监狱是一个充满烟味的笼子，他拒绝了这份工作，转到皮特蒙学院担任校警。

校警只负责校园及周边500英尺以内的区域，朱维尔依然干得风生水起，在高速公路上追逐超速的汽车，跟其他警察争抢地盘，还曾抓住一个盗窃嫌疑犯。然而因为几次颇受争议的逮捕行为，他被迫辞掉了这份工作。为了照顾脚部动手术的母亲，朱维尔搬回亚特兰大，在奥林匹克公园做保安。

一个美国底层白人肥宅，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失败者，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走上了人生巅峰？

为什么恰好是他发现了这个炸弹，这个炸弹会不会就是他放的？恰好他看上去似乎很享受做英雄的感觉？

皮特蒙学院的校长雷-科利尔看到新闻后向FBI举报，认为这个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保安有重大作案嫌疑。

接到举报后，FBI对朱维尔进行了心理侧写，他们理所应当的认为朱维尔可能是一个仇视警察的前执法者。对朱维尔的家进行地毯式搜索后，FBI又找到了两枚空心的手雷，以及爆炸案中被炸坏的围栏碎片。

影片中，FBI被塑造成愚蠢顽固的废物，在现实调查中他们的很多做法也受到诟病，比如以拍摄宣传片为由进行诱供，搜查证物时让朱维尔不断重复嫌疑人拨打911时的话，多达12遍。而他们最大的失误是，将朱维尔是嫌疑人的信息泄露给了媒体。

这也是影片最受争议的部分，奥利维亚-王尔德饰演的女记者凯西-斯克拉格斯通过出卖肉体换来了这条重磅消息，未经分析求证就对此消息深信不疑，新闻见报后意料之中的轰动全国，女记者走进办公室，所有人为她欢呼，她兴奋的哈哈大笑。

上世纪90年代，斯克拉格斯是《亚特兰大宪报》负责警务的明星记者，与亚特兰大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位同事称她为“警察的追星族”，另一位不愿透露的编辑透露，斯科拉格斯强硬的态度让人非常不爽，但是能力无可挑剔。

电影取材于玛丽-布伦纳1997年在《名利场》上发表的一篇深度报道《美国梦魇：理查德-朱维尔的悲歌》，以及肯特-亚历山大和凯文-萨尔文合著的一本书《嫌疑犯》。其中《嫌疑犯》提到，在男性主导的办公室里，斯克拉格斯喜欢穿短裙和低胸上衣，惯用策略是在酒吧里挑逗警察，但和线人上床只是未经证实的传言。

这个情节在影片上映后引发了轩然大波，曾供职《亚特兰大宪报》26年的罗恩-马特兹说：“她是我共事过最好的记者之一，强硬而固执，当她对一个故事感兴趣时，会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之内，竭尽所能。她可能有点轻浮，但绝不会做下三滥的事儿，因为她清楚一个记者的职责所在，她希望成为一个王牌记者。这样的描述，不仅是对她的侮辱，也是对其他女性记者的侮辱。”

2001年斯克拉格斯去世，自始至终她也没有透露信息的来源，《美国梦魇：理查德-朱维尔的悲歌》文中提到，当时斯克拉格斯从一位FBI的密友那里得到消息，然后通过亚特兰大警方的一个线人进行了确认。其他媒体则爆料，向斯克拉格斯通风报信的是FBI特工唐纳德-约翰逊。

记者的扮演者（左）及原型（右）

电影情节有虚构的成分，而FBI走漏风声却是千真万确。1997年美国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为泄密公开道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我想我们都欠他一个道歉。”

得到这条劲爆消息之后，《亚特兰大宪报》编辑部讨论了几个小时，为了击败其他一万名奥运记者，他们决定抢先发布，头条标题是《FBI怀疑“英雄”保安放置了炸弹》，由斯克拉格斯和马特兹共同署名，实习生肯特-沃克则在相同的版面上写了另一篇文章《爆炸案嫌疑人正在寻求媒体的关注》。

此外，汤姆-布罗考在NBC的奥运特别节目中侃侃而谈：“现在他们可能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或者起诉他，但是你总是希望有足够的把握给他定罪，这个案子可能还有漏洞。”

听到自己最喜欢的主持人说出这样的话，朱维尔的母亲波比-朱维尔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朱维尔后来回忆：“布罗考说，她的儿子是一个杀人犯，她开始大哭起来，我能跟她说什么呢？她其实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变得歇斯底里。”

朱维尔和妈妈陷入崩溃之时，他们的家已经变成了猎场，被上百名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为了拍到有价值的照片，一些摄影师住进了街对面的公寓，每天的租金高达1000美元。每次波比-朱维尔出门，都会遭到记者们的围追堵截。

“是他干的吗？”

“是他炸死那些人的吗”

“你们都应该去死！”

朱维尔既无奈又无助：“他们只是想激怒我和妈妈，然后好拍下来。你不知道，我和妈妈有多难过，她不过就是想遛遛狗，不可能听不到。我特别想问，‘妈妈，告诉我，谁敢这么大放厥词？’然后我走到那家伙面前，向他自我介绍，‘嗨，我是理查德-朱维尔，你是哪位？在哪工作？谁是你的上司？最后我回家打911，申请逮捕令。’”

有人用高倍望远镜持续进行监视，朱维尔发现一个人会唇语，一直在记录他和妈妈的对话，于是他们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写纸条。波比-朱维尔第二天上班时再把撕碎的纸条扔进垃圾桶。母子二人聊得最多的还是案子的进展，除了“保持信念”之外，朱维尔有时也会写这样的纸条：“我能借10块钱给卡车加油吗？”

很多媒体在报道中添油加醋，《纽约时报》形容朱维尔是一个又胖又失败的前警长，著名主持人杰-雷诺调侃，“你们不觉得朱维尔和那个袭击南希-克里根的家伙很像吗？怎么一到奥运会这些又胖又蠢的人就跑出来兴风作浪？”《亚特兰大宪报》专栏作家大卫-金德里德则把朱维尔和连环杀手韦恩-威廉姆斯相提并论。

只有少数媒体保持了公正和克制，CBS记者吉姆-斯图尔特在一次节目中强调：“不要急于下结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淡化了朱维尔的嫌疑人身份，警告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他进行指控。《美国新闻评论》公开批评了《亚特兰大宪报》，认为他们对朱维尔的报道证据不足，缺乏质疑精神。

历经88天的调查之后，乔治亚北部地区检察官肯特-亚历山大宣布，朱维尔不再是爆炸案的调查目标，那些超出寻常的宣传报道并非由FBI主导，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事实上这些新闻严重干扰了调查。

在新闻发布会上，朱维尔的声音哽咽：“我希望并祈祷，其他人不要遭受我经历的这些痛苦和折磨，当局应该记住公民应有的权利。感谢上帝，终于结束了，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了，我一直都是无辜的。”

事后，朱维尔起诉多家媒体，除了《亚特兰大宪报》之外，最终都达成和解，拿到了赔偿，后来真凶鲁道夫落网，朱维尔彻底洗脱了罪名。

朱维尔原型

但造成的伤害永远无法挽回了，一个将警察作为职业梦想的人，对着象征司法的标志物这样控诉：“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蒙受冤屈被捕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会有人挺身而出吗……”

事后的每个周年纪念日，朱维尔会悄悄来到奥林匹克公园，通常是没人注意的傍晚，在遇难者的地方，放上一束玫瑰和一张卡片。

“我很痛苦，每天都在思考这件事，往后的余生也会如此。”

2007年8月29日，朱维尔去世，享年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