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日，我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该机构最高领导层。
未来三年任期，杨扬希望通过更广泛的教育，让运动员更理解反兴奋剂工作，更正确地保护自身权益。
让运动员更好保护自己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1999年在瑞士洛桑成立，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过去一个多月，当选WADA副主席之后，杨扬抓紧时间熟悉工作，参加了WADA执委会，还代表WADA参与了奥林匹克峰会。
2019年5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提名杨扬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竞选WADA副主席一职。2019年11月，杨扬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选举中当选WADA副主席。
新任WADA主席、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长维托尔德·班卡曾是400米跑运动员，杨扬则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为我国夺得首枚冬奥金牌。杨扬说，未来希望进一步推动反兴奋剂教育工作。
“教育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如安全饮食、正确使用治疗药品等。另一个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要让更多人、不只是高水平运动员，从小运动员、甚至普通小朋友，从小就有做干净运动员、追求干净的金牌、做一名诚实的人的意识。关于这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编辑了很好的教学内容，未来要加大推广力度。”
2019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审议通过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该条例加强了运动员权益的保障。WADA运动员委员会为此还提交了《运动员权益动案》，并得到执委会及大会的一致通过。
“这里面将运动员权益列得非常清楚，我希望未来把运动员权益更好地宣传推广。运动员要知道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未来出现其他冲突，让运动员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与此同时，杨扬也指出对运动员支持团队进行反兴奋剂教育的必要性。
“运动员成长环境是非常单纯的，周围的人对他们影响巨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兴奋剂已经成为‘文化’，宣扬的是你不吃（药）别人吃，你就会吃亏，这是巨大的问题和隐患。”
杨扬曾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间担任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了国际奥委会各方面的工作，还曾作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的委员参与有关俄罗斯兴奋剂事件的调查。
相较于国际体育组织，杨扬感觉WADA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并不太一样。“这个工作专业性非常强，对各方面要求都很高。WADA的决策机构一半来自政府的代表，一半来自体育的代表，有时候各方诉求和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但是，大家对兴奋剂都是‘零容忍’，这么多年下来，我感觉只要充分对话，在工作方式上充分透明，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任基础，及高效的沟通渠道，困难最终会得到解决，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普通大众对体育国际话语权较为关注，杨扬说：“国际话语权一定要通过参与工作来加强，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这就是国际话语权（建立和提升）的过程。”
“WADA和国际奥委会近些年来一直力争让WADA越来越多样性，随着中国在国际体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反兴奋剂工作也越来越好，WADA和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在世界反兴奋剂工作中能够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杨扬说。
比如中国在反兴奋剂教育经验丰富，首创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即运动员必须进行反兴奋剂知识考试并通过才能获得参加国内外大赛资格。杨扬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介绍中国做法，引来许多关注。未来WADA与中国在反兴奋剂教育领域的合作值得期待。
如今，国家兴奋剂检测上海实验室正在筹备当中，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为拥有两所世界一流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国家，分别设在北京和上海。
“WADA很欢迎成立更多反兴奋剂实验室，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还可以帮助周边不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更好地开展反兴奋剂工作。”杨扬说。
在杨扬的积极推动下，WADA执委会或理事会这样高级别会议也有望在中国举行。“这将让更多WADA成员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
退役以后，杨扬一直在尝试不同事务，从国际奥委会委员到国际滑联理事，从创办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到成为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我的工作量最高峰期是从2016年到2018年。”杨扬说，“那时候我同时在5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会里，还竞选了国际滑联（理事），一年要去4站比赛、参加3次理事会，同时还有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几块同时做就觉得忙不过来。”
“但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好的经历，反兴奋剂工作在操作层面也要理解不同组织的需求和组织架构以便于做好操作性更强、执行力度更大的推动。”
如今，由于WADA的独立性，作为副主席的杨扬需要辞去所有跟体育有关的其他职务。
“目前，除了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其他国际和国内（与体育相关的）职务我都辞去了，专注做（WADA）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下一步工作量有多大，我还没有概念，但已经感受到压力。不过，目前我觉得聚焦的感觉挺好！”
本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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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琪_NB12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