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统计，2018年全国中小学校（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发生校园霸凌事件32万3143件，创历史新高。近年来，由于社交软件的普及，产生了很多新的霸凌形式，不断有孩子因难以忍受霸凌的痛苦选择自杀。
应该怎样拯救这些孩子呢？雅虎日本的记者就“及时发现孩子求救信号的意义”，采访了日本电视台的岸田雪子小姐，她在20多年中探访了无数曾经遭受校园霸凌的人，并以此为题材，写成《不要因霸凌而死》一书。
希望今天这篇推送，对中国爸妈也有所启发——毕竟，不是所有孩子都勇于向爸妈“告状”说自己受了欺负，有哪些兆头值得我们警惕呢？
孩子临死前大喊3声“爸爸”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孩子可能藏在操场的某个角落，一边大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搜索操场旁的厕所，突然听到妻子的一声惨叫。循着声音而去，我看到身穿校服的景虎用绳子把自己吊死在厕所外面，这一幕令我不敢相信。
我慌忙跑过去剪断绳子，把景虎的身体放到地上，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我听从急救队员的指挥，按压孩子的心脏。突然间，我看到景虎的左眼中流过一行泪水。这个小小的身体，还带着温热。
葬礼那天，我从住在事发地点附近人们的口中得知，孩子临死前曾经大喊三声“爸爸”。（节选自《不要因霸凌而死》）
以上片段是一位父亲悲痛的证言，他的儿子因为校园霸凌自杀身亡。悲剧发生于2014年，地点为长崎县离岛的一所学校，15岁的初三学生松竹景虎因为长期遭受校园霸凌，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
景虎所遭受的霸凌开始于初中三年级，那时他刚刚担任学习委员。他不仅遭受拳打脚踢，还不断受到一些同学“讨厌”“去死”等言语辱骂，忍受着长期的精神欺凌。
这个案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孩子事先已经知道景虎想要自杀。景虎在死前，曾经用LINE（日本本土社交软件）向很多朋友发送了自杀预告信息。其中一人甚至收到了景虎发来的用来上吊绳子的照片。
“这些看到景虎发送消息的孩子们，哪怕有一个人告诉他的家人或者老师，就能阻止他自杀啊！”景虎的父亲裕之先生悲痛地对我说。
景虎身边的孩子们，其实是知道霸凌存在的。景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送了SOS求救信号，但谁也没能发现他求救的声音。最终少年断绝了最后的希望，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学会接收“微弱的SOS信号”
近年来，随着社交软件LINE的普及，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霸凌形式。比如通过LINE进行语言暴力、发送令人厌恶的图像，或者把人强制踢出群聊。这类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的霸凌，“相较于肉体霸凌加害者犯罪感更低，因此也更容易发生”，岸田如是说。
这些遭受霸凌的孩子们，极少会主动找身边的大人求助，告诉他们自己正被人欺负。但是他们一定会发出“微弱的SOS信号”。景虎死前就在LINE上留下了预告自己死亡的信息。
神户市N先生的大儿子也曾经发出过这样“微弱的SOS信号”。男孩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遭受校园霸凌，对方日常通过暴力方式对他进行恐吓，勒索金钱。那时候的他每天就活在这样的辱骂和勒索中。成年后再谈起这段经历，N先生的儿子坦言“那时候确实考虑过跳楼自杀”。
当时N先生的妻子最先发现了儿子的变化。母亲发现孩子经常焦虑不安，联络簿被人撕破了，回家的时候衬衣上带着脚印，经常悄悄打开柜子，父亲的钱包经常少钱……细心的母亲及时发现了孩子微妙的变化，采取措施。N先生在霸凌现场抓住了欺负儿子的孩子们，最终结束了这场长达10个月的霸凌。
也有一些孩子虽然发出了“微弱的SOS信号”，但最终还是失去了生命。
2010年，神奈川县川崎市14岁的篠原真矢自杀身亡。真矢死前，他的父母很担心儿子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儿子解释说“有4名同学欺负自己的好朋友”。
事实上，保护朋友的真矢成为了施暴者的新目标，遭受了在别人面前被扒下裤子等侮辱。但真矢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所遭受的霸凌。
真矢自杀前不久，曾经在学校撕毁了一名加害者的教科书。当时母亲真纪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听到母亲这么说，真矢大叫着“妈妈是伪善者”，嚎啕大哭。教科书事件发生后第20天，真矢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真矢一定也知道撕坏别人的教科书是不对的。但那是他最后发出的求救信号啊。”真纪后悔地说。
父亲宏明的话也同样引人深思。
“当孩子说出‘霸凌’这个词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紧急的信号了。很多时候‘霸凌’这个词等同于‘死亡’”。孩子们往往只会发出一次求救信号，如果被忽视了，他们就会放弃求救。如果换作现在，我有自信绝对不让孩子被霸凌逼死，但那个时候却没能做到。我们是失败的父母，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再失败了。”
为了不让孩子因校园霸凌而死，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了解校园霸凌的现实。同时应吸取教训，及时掌握捕捉孩子们发出的求救信号的方法。
孩子的声音中隐藏着救命的线索
岸田从进入日本电视台的第二年开始关心“校园霸凌问题”，契机是1994年发生在爱知县西尾市的一起中学生校园霸凌自杀事件。自杀的男孩生前曾经长期遭受来自同学的暴力和金钱勒索。
这起事件让她非常震惊。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竟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背后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她强烈感觉到，在大人看不到的校园内，一定发生着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在霸凌发生的现场，孩子们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反应？即使已经再也无法询问去世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询问他身边的孩子，或者询问曾经遭受过霸凌的孩子，从而找到防止孩子们再次遭受霸凌的线索。
“当事人的声音是解决霸凌问题的突破口”。秉持着这种信念，岸田贯彻着现场主义的调查原则。1996年茨城县关城市一名初二女生留下遗书自杀，岸田赶到当事人的学校，收集女孩同学们的证词。
2011年，在成为《校园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出台契机的滋贺县大津市初二学生遭霸凌自杀事件发生后，为了了解加害者的心理，她赶到当地法院，旁听受害者原同学的证词。2016年横滨市核泄漏避难者霸凌事件发生后，她坚持不懈地与代理人的律师交涉，最终被允许对受害者进行直接采访。
通过采访这些因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来到横滨避难的孩子们，岸田发现对于孩子们而言学校就是“整个世界”。虽然他们因为“紧急避难”的原因不得不缺课或者转学，但很多孩子仍然觉得学校是“不得不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孩子们是没有“逃跑”这种念头的。
另一方面，孩子们其实有自己很清晰的想法。岸田感觉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竭尽全力扮演父母和老师所追求的理想中孩子的样子。
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告诉父母霸凌的事实”。因为孩子们敏感地捕捉到了父母真实的想法，知道父母希望他们“和朋友们友好地相处”“在学校健康地成长”。
孩子们是非常爱父母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会为没能达到父母的期待感到深深的自责。长此以往，孩子们逐渐被逼得走投无路。
其实只要大人们告诉孩子“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没必要一定勉强自己去学校”，孩子们就能感受到被解救了。站在孩子身边，支持孩子重新走上向前的道路，父母的这种态度对于守护孩子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让人知道霸凌的存在，才能守护你身边的朋友
休学和转校是防止霸凌致死非常有效的手段。但岸田提醒我们“这不应该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法”。
2013年出台的《校园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将校园霸凌定义为“令儿童和学生身心感到痛苦的行为”。守护遭受校园霸凌者生命最重要的方法，是停止这种加害行为。为了创造一个没有霸凌的环境，大人们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不做令人反感的事情。
“被霸凌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如果有理由的话可以使用暴力”……这些大人们无意识间表达的想法，会潜移默化传递给孩子们，从而造成新的校园霸凌事件。老师、监护人和当地的大人们应当尊重孩子性格的多样性，意识到“任何孩子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只有创造这种宽松包容的环境，才能真正防止校园霸凌，保护我们的孩子。
根据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3-2015年间，首都圈某市近九成（88.5%）的小学生曾经遭受过被同伴排挤、无视等“非暴力霸凌”。
在当今时代，似乎不存在从未遭受过霸凌的孩子。
岸田希望监护人们明白，很多校园霸凌最初恰恰是在好朋友间发生的。看起来关系很好的朋友，也许某一天突然会变成校园霸凌的被害者或加害者。因此家长们应该格外注意孩子们交往的变化以及日常对话和行为的变化。
例如利用家长会的机会去学校观察孩子。在家里不只是简单地问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而是具体地询问“你今天休息的时间都怎么过的呢”，或者问问他们白天教室里的样子、和朋友交往的情况等等。如果感到孩子今天的样子有点奇怪，这就有可能是他们向你发出“微弱的SOS信号”。
来自孩子身边的信息也很重要。发生霸凌时，很多受害者身边的人其实已经注意到了。除了松竹景虎和篠原真矢的案例，很多其它案例也证明了很多旁观者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选择不发出声音。
在这些旁观者中，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如何动员这些人提供信息，是解决霸凌问题的关键点。最近有很多地区引入了一款名为「STOPit」的APP，孩子们能通过它匿名提供信息。「STOPit」2014年由一家美国IT公司开发，目前被全美6000所学校使用。通过这款应用，不仅被害者本人，目击者们也可以提供信息，从而使之前“即使看到也装作没看见”的孩子们成为解决霸凌问题的重要力量。
大人们应该清楚地告诉孩子们“让人知道霸凌的发生，是守护朋友重要的方法”。这些努力有助于在早期发现校园霸凌事件。
作者介绍：
庄司里纱
1974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大学毕业后，以采访为中心，为杂志、网站、书籍等撰稿。2012-2015件在菲律宾宿雾岛从事亲子留学工作。担任明治大学服务创新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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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家长会了么
作者：火爸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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