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莲娜-多克奇与父亲
***她居网球世界前四，被他毒打、威胁、虐待到麻木***
“头部的重击让我摔倒在地，我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开始踹我。他踹在我耳朵附近，我的视线模糊了。我晕了过去，但是等我醒来他又命令我站起来，我的头很疼。又是一轮折磨，他让我站好，然后他用尖头皮鞋踢我的迎面骨。”
这样耸人听闻的场面可不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剧本摘抄，而是前世界第四，退役澳大利亚名将伊莲娜-多克奇最近出版的自传《不可摧毁》（英文名“Unbreakable”）中的内容。说起多克奇的这本自传，许多资深球迷都觉得它和莎拉波娃9月份出版的那本《不可阻挡》（英文名“Unstoppable”）有点“撞脸”，封面都是主人公颜值爆表的黑白照片，就连书名都有几分相似。如果说“阻挡”莎娃的是两年前爆出的禁药风波的话，那么想要“摧毁”多克奇的便是开头那段描述中施暴的“他”——也就是伊莲娜的父亲，达米尔-多克奇。
伊莲娜-多克奇与休伊特同为澳大利亚黄金一代。
对于最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网球的人们来说，伊莲娜-多克奇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1983年出生的她是与休伊特、菲利普西斯同时期的澳大利亚黄金一代；1999年，不满16岁的她曾经与菲利普西斯搭档为澳大利亚勇夺霍普曼杯；2001年，她在18岁的年纪就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WTA巡回赛的冠军，随后她的世界排名一路攀升，曾经达到过世界第4的高度。然而亲生父亲长时间的虐待摧毁了伊莲娜，以至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无法继续支撑高强度的职业生涯。
“我知道他就是想要钱，所以我尽量好好打，多赚钱，我做得很好可是永远都不够，”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的时候多克奇这样回忆当初痛苦的经历，“到了某种程度你就麻木了，那些虐待像是每天‘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内心崩溃了，对我来说再去打残酷的职业比赛太难了。”
伊莲娜-多克奇父亲是个麻烦制造者。
或许是天性使然，又或许是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经历影响了他，伊莲娜的父亲达米尔-多克奇确实是个真正的麻烦制造者。他高大、强壮，一脸浓密的络腮胡称着犀利的目光，一眼望去仿佛浑身上下都写着“我有暴力倾向”。1994年，达米尔带着年仅11岁的伊莲娜移民澳大利亚，到了2001年他又强迫18岁的女儿改回塞尔维亚籍，这引起了伊莲娜的极大不满，也是父女二人彻底决裂的关键。
“澳大利亚给了我一切，他却要把这些全部否定。”
不出意料，伊莲娜的反抗只能招来更多的辱骂和毒打，甚至连澳洲网协都曾经对这位疯狂的父亲发出过警告。2009年，达米尔锒铛入狱，不过并不是因为虐待女儿，而是因为他居然拿着手雷威胁刺杀澳大利亚驻塞尔维亚的大使，逼他“把女儿交出来”。
格拉芙也曾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
***她是大满贯冠军，成为他酗酒、赌博的人肉提款机***
多克奇父女之间恩恩怨怨的全面曝光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将职业网球界多年来萦绕不去的一片阴影再次暴露在聚光灯下——这个项目实在有太多“极品父母”了。天空电视台曾经在2015年搞过一次“最差运动员父母”评选，网球选手的父母在前十名里面占了3席。这些父母或是有控制狂，剥夺孩子的一切选择权，或是有暴力倾向，攻击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相关人员，还有些视财如命，肆意侵占孩子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在这份名单中女子网球手作为受害者的情况最多，而加害者通常都是她们的父亲——这其中有许多网球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如22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史上唯一年度金满贯得主、网球女王格拉芙，她的父亲彼得-格拉芙被德国媒体称为“无情的老爸”。在彼得看来自己对女儿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在格拉芙训练的时候径直走到场地上，大喊一声“斯蒂芬，过来！”，女儿就必须停下训练“像只乖乖的小狗一样”跟在他身后。彼得有酗酒和赌博的恶习，经常在赛场内外对女儿恶语相向。格拉芙的奖金和代言费都由彼得一手掌握，结果他却因为偷税漏税被判了了三年九个月的徒刑，一度严重影响了格拉芙的公众形象。
“你也知道酒精和赌博对一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对于父亲的恶行，格拉芙的表态显得很无奈，“我觉得已经没必要生气了。”
卡普里亚蒂1992年16时就拿到奥运金牌，因为父亲，她18岁就曾退役。
同样对女儿有控制狂倾向的还有3届大满贯得主詹妮弗-卡普里亚蒂的父亲斯蒂凡诺-卡普里亚蒂。1989年，斯蒂凡诺强迫自己年仅13岁的女儿离开学校开始打职业比赛，还替她做主签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商业代言，美国媒体当时曾经戏称詹妮弗为“绑马尾的ATM机”。14岁的时候她甚至成了玉兰油抗皱精华的代言人——这款产品可是主打40岁以上人群的——这样有些荒诞的生活让詹妮弗一直在焦虑和烦躁中打球，并且在18岁的年纪就选择了第一次退役。那之后她偷窃、吸毒，人生跌入谷底，然而父亲斯蒂凡诺却完全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有句老话说得好，苹果熟了你就要吃，”这位父亲这样解释他逼迫女儿过早开始职业生涯的问题，“詹妮弗够成熟了。”
“离我远点。”然而这颗被早早催熟的苹果显然已经生出了毒素，卡普里亚蒂对于父亲的评价非常简单明了，“你毁了我的人生。”
玛丽-皮尔斯
****她是李娜之后的希望之星，被他“搞臭”后断绝关系
如果说上面的两位遭受的还基本上是精神上的折磨的话，法国名将、两届大满贯得主玛丽-皮尔斯的遭遇则更像我们开头提到的多克奇。她的父亲吉姆-皮尔斯有一项“光辉纪录”：世界网球协会专门制定了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吉姆-皮尔斯”规则，目的就是将像吉姆这样危害赛会安全与秩序的球员家属、团队成员彻底挡在赛场之外。
“他会扇我耳光，”玛丽这样描述自己父亲的暴行，“有时候因为我输了一盘，有时候就因为我输了一局，他总有理由。”
除了对自己的女儿拳脚相加，吉姆-皮尔斯还经常辱骂玛丽的对手，甚至在看台上大喊“宰了那个婊子！”。其他的女选手都说玛丽是个“甜美的女孩”，但是她那个连赛事提供的三文鱼的价格都要大骂几句的父亲却像个噩梦。在被女儿赶出教练团队之后吉姆还曾经与玛丽的保镖大打出手，最终玛丽不得不申请人身保护禁止令来预防父亲的暴力伤害。
玛丽-皮尔斯的父亲因为暴行而臭名昭著。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1998年出生的湖南小将徐诗霖曾经因为在ITF青少年系列赛中的佳绩被视为中国女子网球继李娜之后最有希望的明日之星。然而2017年全运会上的临阵脱逃却让她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彻底曝光。原来曾经被父亲徐扬骄傲地成为“百年最佳”网球少女的徐诗霖早已选择彻底与父亲决裂，父亲传授的打法被她彻底唾弃，完全从头开始，并且她已经一年多都没有再与父母见面。一切的矛盾都爆发在2015年底，那是在上海，徐诗霖说她的父母在她入住的酒店房间内，为逼迫她签约对她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打骂；徐诗霖说她当时的呼喊与尖叫都引起了酒店方的关切，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被打出血的照片。
父亲“百年最佳”的说法让徐诗霖感觉无奈，如今他们已经断绝往来。
死不认错大概是这些“恶父”最大的共同点。比如克罗地亚美女米尔雅那-鲁西奇的父亲马林科，他的妻子带着女儿逃离祖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他持续不断的家庭暴力。但是他自己说起当初的经历却显得非常轻松：“偶尔对她动动手那肯定是因为她有错，我都是为她好。”这些不负责任的父亲还有另一个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多都非常害怕自己的女儿变成同性恋。比如开头提到的多克奇，她父亲曾经公开宣称如果女儿搞同性恋他就去死——著名同性恋女球星纳芙拉蒂诺娃曾讽刺说“那太遗憾了可惜我不是他女儿。”——还有皮尔斯的父亲，他也曾经大嘴一张，说要让女儿远离“更衣室里那些女同性恋”的影响。其实父亲是女儿对于“成熟男性”的第一印象，好好的女儿为什么开始厌恶男性，自己心里就没点数吗？
鲁西奇也被父亲逼上绝境。
***他们赌上整个人生和家庭，被金钱主宰***
也许有些人会将这样畸形的现象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上世纪8、90年代，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局势剧烈动荡，那个年代的家庭裹挟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滚前进，比如来自战乱中的南斯拉夫的多克奇，又比如出生在中国相对落后地区湖南的徐诗霖，很多事情或许身不由己。那么在进入的21世纪之后，这种病态的“网球父女”关系是否会有所减少了？很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2008年出生的爱子里奥有心进入职业网坛，瑞典网球名宿比约-博格从去年开始成了一位“网球爸爸”。而如今小球员父母疯狂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博格的想象。在去年接受CNN采访的时候他说道：“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现在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有那么多父母，他们在强迫孩子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能看出那些孩子并不喜欢打球。”——博格的这番话充分说明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名将的遭遇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比起二三十年以前，以职业网球为目标进行训练的孩子数量更多了，竞争更加激烈，像上文中提到的那种令人唏嘘的父女组合绝对有增无减。而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点——金钱与力量。
WTA球员的富有美丽让人向往。
不可否认，近30年以来，没有哪项运动能像职业网球一样真正让单打独斗的女性运动员变得富有——甚至我们可以将这个范围扩大到其他社会职业上，女性也许只有进入娱乐圈才能获得与顶尖职业网球明星同等水平的收入。良性的商业运作保证了WTA巡回赛的蓬勃发展，到了1982年，纳芙拉蒂诺娃成了第一位在一年中赢得百万美元奖金的女性运动员；1997年，辛吉斯一年之内赢下了三百万美元的奖金；2003年，克里斯特尔斯把这个数字提升到四百万美元。从辛吉斯到小威廉姆斯再到莎拉波娃，女子网球选手一直在福布斯女性运动员收入排行榜上独占鳌头。
当然这种级别的收入也伴随着巨额的前期投资，彼得-麦克劳是一位资深的网球教练和分析师，曾经为莎拉波娃、扬科维奇等名将的团队提供服务。按照他的说法，培养孩子打职业网球真的会剥掉家长的一层皮。
莎拉波娃6岁来美国学网球时，他的父亲就赌上了整个家庭。
“走这条路压力非常大，机会成本太高，在这种压力之下父母很容易会有过激的行为。”麦克劳这样介绍当代的网球青训体系，“这些过于激进的父母的错误在于将成人的期许强加在孩子身上，他们觉得‘我投入了那么多，所以你必须得赢！’”
据ITF青年发展部门的粗略统计，8-12岁的小选手一年的培训费用底线是一万美元，12岁之后如果开始打青少年比赛，这个数额就会增加到三万五千美元左右，如果坚持到成年组，每年五万美元以上的投入就是必须的了。在经济压力已经这样大的前提下，许多“网球父母”还会选择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心中的明日之星的培养中去。比如上文我们提到的多克奇的父亲、皮尔斯的父亲、卡普里亚蒂的父亲，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将自身和家庭的命运彻底与孩子“捆绑”在一起——这样畸形的家庭关系危如累卵，一步走错就可能全盘崩溃。
托米奇父亲被警察带走。
***她们不能承受成功之重，因“力量”屈服***
在各种不健康的网球亲子关系中，父女关系最有可能演变成残忍的家暴——当然，并不是说男子网坛就没有“极品家长”；比如澳大利亚新秀托米奇的父亲约翰-托米奇，他像多克奇的父亲一样充满了控制欲和暴力倾向，约翰会攻击记者，攻击球迷，攻击儿子的陪练。但是他的拳头基本不会指向自己的儿子。再比如美国名将阿加西，他的父亲埃曼纽尔曾经是他的教练，这位前拳击运动员也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甚至曾经在汽车里举枪威胁拍摄自己儿子的狗仔。这些网球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很说不上和谐，但是极少会发生像上面提到的那些父女们之间的那种纯粹的单向的家庭暴力。这是因为这种亲子冲突通常会在孩子们的青春期达到顶峰——心智渐渐成熟的孩子想要摆脱父母的桎梏，冲突在所难免。而十几岁的运动男孩大多体型健硕，已经基本不可能成为父母肢体暴力的对象。但是心理上更加纤细敏感，体能上又处于绝对劣势的少女们就没那么幸运了。
多克奇在结婚之后在丈夫的鼓励下也恢复了和父母的正常交流。
“我将我的家庭带离了贫穷，”多克奇在自己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但是那却远远不够。我不知道父亲究竟需要什么，也许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想要那种绝对的控制感。”
年轻的女孩们拼着汗水和泪水为家族带来财富，倾尽所有的中年父亲们却坚决不给她们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尊严和话语权——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不均衡是一个个悲剧的根源。
随着时光的流逝、境遇的改变，上面提到的一部分父女如今已经和解，或者至少矛盾已经不再那么尖锐。比如皮尔斯早已撤销了对父亲的禁令，多克奇在结婚之后在丈夫的鼓励下也恢复了和父母的正常交流。身体上的伤痕总会消失，但是精神上的裂痕会永远留在那里。而且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今依然每天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网球场上下重演，并且其中大多数都会随着籍籍无名的选手一起永远隐匿在角落不为人知。
莎娃的父亲堪称最职业的“网球球员父亲”。
就像美国退役名将达文波特说的，一个网球家庭如果想要保住理性的底线，那么至少要做到“不要把网球当成一项家族项目，父母要有自己的事业。”然而一个个成功的案例摆在眼前，就像彩票站上飘扬的中奖横幅一样对贪婪的投机分子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们这些看客能做的也只有自我警示，莫要被贪念和控制欲冲昏了头脑，打着爱与关切的旗号去伤害那些本应被保护的亲人。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白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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