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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牟德鸿 淄博 烟台报道
3月13日傍晚，一抹夕阳的余晖，给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南仇村核心地带的一幢约40米高的古楼涂上一片温暖的金色。绕到古楼的北侧，经济导报记者发现，楼顶的北坡已经有大片塌陷……
“塌了不是一年两年了。”面容消瘦的唐姓村民扶着鼻翼上的黑色宽边眼镜，一边仰望着楼顶，一边喃喃地告诉导报记者，“生产队时期这楼里还存放过化肥农药，实行责任制以后就几乎没有人管了。”
“这种现象在我们山东很普遍。”山东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守军语气沉重地告诉导报记者。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身为省政协委员的他，一直在关注着山东省古村落和古建筑的命运，并为保护这些宝贵的乡村记忆而奔走。“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我们不仅将错过当前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也会因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文明的流失而无颜面对后人。启动‘乡村记忆工程’正当其时！”他说。
纠结去留
沿着南仇村西北方一条修在山谷中的水泥路，导报记者跟随78岁的齐鲁石化退休干部崔景舜 ，走向山谷深处的一片树木掩映之中的建筑群。
崔景舜向导报记者介绍，这条山谷叫公泉峪 ，因半山腰有一眼常年不干的泉水井而得名。在过去的几千年间，这里先后留下了据说与孟子、唐伯虎以及明代进士曹凯等人相关的亚圣祠、白龙庙、公泉书院等多处古代遗迹和古建筑。
近20年间，崔景舜一直在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附近的企业募捐，先后在这片自发形成的尚处于无人看管状态的风景区内，修建了山门、亭子、宝塔、碑刻等建筑。
出生在公泉峪下游的南仇村的崔景舜，习惯于把公泉峪的古建筑与至今仍散落在村中的众多业已破败的老建筑放在一起来考量。在游览过公泉峪之 后，他又引导导报记者来到南仇村。 凭着儿时的记忆，崔景舜带领导报记者一一游览了当年的“南仇八景”。遗憾的是，“八景”中的绝大多数目前只能看出个大概，残存的包括本文开头那幢高大的古楼在内的两三幢旧建筑，均已破败不堪。在村子里巡视一圈，导报记者发现，街道两边许多老房子旧址上都堆集着大量碎砖破瓦等建筑垃圾。
在古楼对过一处残破宅院改成的菜园的角落里，导报记者看到了大量经过雕刻的砖饰和石质建材，建材上依稀可见的纹路，隐约可见当年建筑者的匠心。
菜园的主人唐先生告诉导报记者，村子前几年“规划”，年轻人都已经搬到政府规划建设的小区里上楼居住了，目前在村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有许多老房子被拆掉了。
作为从南仇村走出来、在外面干过一番事业的“地方名人”，崔景舜与村干部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他说，眼看着村子要搬迁了，对待私人的宅子，主人想拆谁也拦不住，但是对待像老唐宅子后面的高楼以及老围子墙的东北门，还有钟鼓楼这样还算完整的公共建筑的去留，村里的态度比较纠结，一时间还不知如何处置是好。
“好在南仇村的公共建筑还没有人去拆！南仇村古建筑的现状，是目前山东省众多现有的古建筑的缩影。”宋守军如此评价山东省的古建筑：拆迁多，保护少；存量多，规模小；废弃多，利用少；特色明，品质差。
“保护和抢救这些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的古建筑，已经刻不容缓。”宋守军说。
谁来“领养”
据导报记者了解，作为提高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和保护齐鲁传统文化遗产模式的创新尝试，山东省于今年2月启动的“乡村记忆工程”，将于一季度内在全省进行地区性调研摸底，掌握准确现实情况；上半年，选取遗产资源保存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城镇、村、居共20个左右作为试点单位；下半年则将全面开展建设工作，年底前完成第一批试点社区（乡村）博物馆的改造布展。
“可以想见，按照当下这种操作模式，未来有望出现在齐鲁大地上的众多乡村博物馆，势必将需要政府出资来保护、修复和维护。”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导报特约评论员邓相超认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渠道的保护资金，在数量如此庞大的博物馆面前，可谓杯水车薪。即使如此，久而久之也不免将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市场的力量，或许会为保护这些古村落，尤其是那些孤立存在的古建筑，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宋守军建议，山东可以尝试建立“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合力共建”的古村落保护开发资金筹措机制，形成政府资金、民间资金共同投入的局面。在加强政府投入的同时，激发古村落建设，因地制宜挖掘古村落的历史人文、旅游、建筑和考古价值，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与村民现实利益诉求间找到共鸣点，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古村落可持续发展。
将古建筑作为文物拍卖给收藏家，这在世界上已经是通行的惯例。在中国，如果说两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的话，那么已经启动的新型城镇化工程或许会为此破题：参照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方法，通过给零星分布的古建筑进行估价和公开竞标，将之拍卖给对古建筑感兴趣的收藏者。
“如果能够确权，政府通过拍卖给这些古建筑找到买家，应该不是问题。”基于前些年对山东古建筑古村落调研过程中对山东农村乡土文化的深入了解，宋守军认为，山东农村的先富阶层普遍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外出打拼的成功人士也多有衣锦还乡的愿望。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在约定买家不得拆除、转卖、改变外观和用途等约束条款之后，在部分古建筑拍卖给这部分人士之后，修缮、保护的经费就有了相对持久的来源。而这部分人出于对“私家”收藏品的珍惜，保护和修缮的意愿也会比较持久而且强烈。
慎言开发
与南仇村的情形略显不同的是，拥有大量清末建筑群的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于去年幸运入围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时入围的还有同属辛庄镇的大涝洼村、孟格庄村，以及张星镇的徐家村。
“保护这些文化名村所涉及的具体细节，目前仍在反复的商讨和论证中。”曾经深度参与过上述文化名村申报事宜的招远市旅游局副局长郭金波15日告诉导报记者，“可以肯定地说，‘开发’二字不在我们的选项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古村落和古建筑都适合与旅游业相结合。”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如此判断。
他认为，与古村落、古建筑相关的乡村记忆的众多形态，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生态，政府应该在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生态的连续性和可持续传承性。
“这就决定了旅游等商业化形态不应该被绝对排斥掉。毕竟有一些古建筑还有实用价值，一些相关的非遗形态还是许多继承人赖以糊口的营生。所以，我既反对为保护而保护，缩手缩脚地将其绝对‘文物化’的倾向，也反对单纯为赚钱而肆意割裂甚至破坏这些文化记忆所依存的大环境，搞竭泽而渔的‘大开发’的做法。”他说。
“我们正在考虑，让村民继续在原住宅中居住，通过一定的鼓励性政策，引导他们兼营一些有特色的小饭店、小旅馆或能够体现本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专卖店等……总之，要让这些古建筑所承载的乡村记忆符号存在于百姓的生活中，而不是放进玻璃橱窗里。”郭金波告诉导报记者。
“在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和利用方面领先于山东的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南方省市，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一路走过来的。”邓相超说，古村落的纯商业性开发，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省有过教训惨痛的失败案例。开发方将村民大量搬迁，致使原本洋溢着古朴村风的村落几乎变成死寂的废墟。
“建筑一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寄托着每个时代人类架构美好人居环境的精神追求。齐鲁古建筑承载着山东百姓的温馨记忆和浓浓的乡土情怀，保护好亿万齐鲁儿女悠远的精神家园，是时代赋予当代的历史使命。”他说。
3月13日傍晚，一抹夕阳的余晖，给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南仇村核心地带的一幢约40米高的古楼涂上一片温暖的金色。绕到古楼的北侧，经济导报记者发现，楼顶的北坡已经有大片塌陷……
“塌了不是一年两年了。”面容消瘦的唐姓村民扶着鼻翼上的黑色宽边眼镜，一边仰望着楼顶，一边喃喃地告诉导报记者，“生产队时期这楼里还存放过化肥农药，实行责任制以后就几乎没有人管了。”
“这种现象在我们山东很普遍。”山东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守军语气沉重地告诉导报记者。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身为省政协委员的他，一直在关注着山东省古村落和古建筑的命运，并为保护这些宝贵的乡村记忆而奔走。“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我们不仅将错过当前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也会因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文明的流失而无颜面对后人。启动‘乡村记忆工程’正当其时！”他说。
纠结去留
沿着南仇村西北方一条修在山谷中的水泥路，导报记者跟随78岁的齐鲁石化退休干部崔景舜 ，走向山谷深处的一片树木掩映之中的建筑群。
崔景舜向导报记者介绍，这条山谷叫公泉峪 ，因半山腰有一眼常年不干的泉水井而得名。在过去的几千年间，这里先后留下了据说与孟子、唐伯虎以及明代进士曹凯等人相关的亚圣祠、白龙庙、公泉书院等多处古代遗迹和古建筑。
近20年间，崔景舜一直在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附近的企业募捐，先后在这片自发形成的尚处于无人看管状态的风景区内，修建了山门、亭子、宝塔、碑刻等建筑。
出生在公泉峪下游的南仇村的崔景舜，习惯于把公泉峪的古建筑与至今仍散落在村中的众多业已破败的老建筑放在一起来考量。在游览过公泉峪之 后，他又引导导报记者来到南仇村。 凭着儿时的记忆，崔景舜带领导报记者一一游览了当年的“南仇八景”。遗憾的是，“八景”中的绝大多数目前只能看出个大概，残存的包括本文开头那幢高大的古楼在内的两三幢旧建筑，均已破败不堪。在村子里巡视一圈，导报记者发现，街道两边许多老房子旧址上都堆集着大量碎砖破瓦等建筑垃圾。
在古楼对过一处残破宅院改成的菜园的角落里，导报记者看到了大量经过雕刻的砖饰和石质建材，建材上依稀可见的纹路，隐约可见当年建筑者的匠心。
菜园的主人唐先生告诉导报记者，村子前几年“规划”，年轻人都已经搬到政府规划建设的小区里上楼居住了，目前在村子里居住的大多是老年人。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有许多老房子被拆掉了。
作为从南仇村走出来、在外面干过一番事业的“地方名人”，崔景舜与村干部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他说，眼看着村子要搬迁了，对待私人的宅子，主人想拆谁也拦不住，但是对待像老唐宅子后面的高楼以及老围子墙的东北门，还有钟鼓楼这样还算完整的公共建筑的去留，村里的态度比较纠结，一时间还不知如何处置是好。
“好在南仇村的公共建筑还没有人去拆！南仇村古建筑的现状，是目前山东省众多现有的古建筑的缩影。”宋守军如此评价山东省的古建筑：拆迁多，保护少；存量多，规模小；废弃多，利用少；特色明，品质差。
“保护和抢救这些散落在乡村各个角落的古建筑，已经刻不容缓。”宋守军说。
谁来“领养”
据导报记者了解，作为提高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举措和保护齐鲁传统文化遗产模式的创新尝试，山东省于今年2月启动的“乡村记忆工程”，将于一季度内在全省进行地区性调研摸底，掌握准确现实情况；上半年，选取遗产资源保存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城镇、村、居共20个左右作为试点单位；下半年则将全面开展建设工作，年底前完成第一批试点社区（乡村）博物馆的改造布展。
“可以想见，按照当下这种操作模式，未来有望出现在齐鲁大地上的众多乡村博物馆，势必将需要政府出资来保护、修复和维护。”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导报特约评论员邓相超认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要渠道的保护资金，在数量如此庞大的博物馆面前，可谓杯水车薪。即使如此，久而久之也不免将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市场的力量，或许会为保护这些古村落，尤其是那些孤立存在的古建筑，提供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宋守军建议，山东可以尝试建立“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合力共建”的古村落保护开发资金筹措机制，形成政府资金、民间资金共同投入的局面。在加强政府投入的同时，激发古村落建设，因地制宜挖掘古村落的历史人文、旅游、建筑和考古价值，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与村民现实利益诉求间找到共鸣点，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古村落可持续发展。
将古建筑作为文物拍卖给收藏家，这在世界上已经是通行的惯例。在中国，如果说两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的话，那么已经启动的新型城镇化工程或许会为此破题：参照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方法，通过给零星分布的古建筑进行估价和公开竞标，将之拍卖给对古建筑感兴趣的收藏者。
“如果能够确权，政府通过拍卖给这些古建筑找到买家，应该不是问题。”基于前些年对山东古建筑古村落调研过程中对山东农村乡土文化的深入了解，宋守军认为，山东农村的先富阶层普遍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外出打拼的成功人士也多有衣锦还乡的愿望。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在约定买家不得拆除、转卖、改变外观和用途等约束条款之后，在部分古建筑拍卖给这部分人士之后，修缮、保护的经费就有了相对持久的来源。而这部分人出于对“私家”收藏品的珍惜，保护和修缮的意愿也会比较持久而且强烈。
慎言开发
与南仇村的情形略显不同的是，拥有大量清末建筑群的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高家庄子村，于去年幸运入围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时入围的还有同属辛庄镇的大涝洼村、孟格庄村，以及张星镇的徐家村。
“保护这些文化名村所涉及的具体细节，目前仍在反复的商讨和论证中。”曾经深度参与过上述文化名村申报事宜的招远市旅游局副局长郭金波15日告诉导报记者，“可以肯定地说，‘开发’二字不在我们的选项之中。”
“并不是所有的古村落和古建筑都适合与旅游业相结合。”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如此判断。
他认为，与古村落、古建筑相关的乡村记忆的众多形态，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生态，政府应该在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生态的连续性和可持续传承性。
“这就决定了旅游等商业化形态不应该被绝对排斥掉。毕竟有一些古建筑还有实用价值，一些相关的非遗形态还是许多继承人赖以糊口的营生。所以，我既反对为保护而保护，缩手缩脚地将其绝对‘文物化’的倾向，也反对单纯为赚钱而肆意割裂甚至破坏这些文化记忆所依存的大环境，搞竭泽而渔的‘大开发’的做法。”他说。
“我们正在考虑，让村民继续在原住宅中居住，通过一定的鼓励性政策，引导他们兼营一些有特色的小饭店、小旅馆或能够体现本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专卖店等……总之，要让这些古建筑所承载的乡村记忆符号存在于百姓的生活中，而不是放进玻璃橱窗里。”郭金波告诉导报记者。
“在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和利用方面领先于山东的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南方省市，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一路走过来的。”邓相超说，古村落的纯商业性开发，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省有过教训惨痛的失败案例。开发方将村民大量搬迁，致使原本洋溢着古朴村风的村落几乎变成死寂的废墟。
“建筑一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寄托着每个时代人类架构美好人居环境的精神追求。齐鲁古建筑承载着山东百姓的温馨记忆和浓浓的乡土情怀，保护好亿万齐鲁儿女悠远的精神家园，是时代赋予当代的历史使命。”他说。
本文来源：大众网-经济导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