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以身作盾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本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选取了一组反映周恩来在“文革”时期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包括他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政策开启中美两国的友好之路,促使中日走向正常的外交交往。
　　然而,就在陈毅任职外长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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