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　安建设/著
　　第二天,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并表示:要“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在这前后,周恩来、李先念、聂荣臻等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阐明他们对“三大原则问题”的看法。老革命家们在该阶段的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影响广泛。
　　这样,从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为止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抗争。面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之举,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并由张、姚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历史证明:伟大的二月抗争,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觉醒,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的持续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大量事实和研究表明,周恩来与二月抗争事件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怀仁堂碰头会”的主持人,在2月16日“大闹”高潮的会场上,周恩来并没有制止老同志们的言词激烈的发言。在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议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此外,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深有同感的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诚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老同志们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老同志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反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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