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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就像雨后春笋——随着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高校正掀起一股“挂牌热”。
昨天，华东政法大学中国自由贸易区法律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同日，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院也宣告成立。
粗略统计，围绕上海自贸区建设，沪上高校中，复旦、上海交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都已于近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或机构，而近期同样有“挂牌意向”的还有华东师大等高校。
上海自贸区带有鲜明试验性质，没有先例可循，在具体实践探索中迫切需要“智库”的支撑。但藏身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智库”，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可以说，自贸区不仅蕴藏着金融监管、税收管理、政府职能转变等全新的改革命题，对学术研究也提出全新挑战。有业内人士直言：比起“大部头”，上海自贸区更期待“短、平、快”的成果。
多少研究机构，难逃“虎头蛇尾”宿命
经济、金融、法律、公共管理……随着中国首个自贸区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研究就像一块新的“点金石”——点燃高校的科研激情。
知情人士透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西安交大、厦门大学等高校早就启动了相关研究，有的高校已到了产出初步科研成果的阶段。
密集上演的高校“挂牌热”、“研究热”，让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作为参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设计的专家，王新奎认为，针对自贸区的学术研究，有必要吸取一些前车之鉴。
彼时，中国正准备加入WTO，大学也像现在一样摩拳擦掌。一时间，形形色色的WTO研究中心遍布全国各大高校院所，所谓的“研究成果”也铺天盖地地生产出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
“据我个人所知，光和WTO相关的学术专著就达4300多部。”但王新奎马上道出了一个让人倍感尴尬的事实：今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12个年头，但早期那些风光开张的WTO研究机构多数已经不见踪影，目前还保持良好、高效运行状态的恐怕不超过“一只手”——只剩两三家了。
学者们还有一种共同经历：历年来加入了不少研究机构和学会，大红聘书收了一叠，但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往往也是该机构唯一举行的一次年会——由于团队成员不稳定，长期研究无法持续，很多研究院所终以“虎头蛇尾”收场，成了只有牌子没有成果的“空心机构”。
比起“长篇大论”，决策咨询更期待“短、平、快”
除了“兴起一阵风”，大学研究机构产出的成果“无法落地”的现象，也让人心焦。
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曾好几次听到商务主管部门对一些高校“智库”的抱怨。比如，有的学者做科研只梳理问题不给结论；还有的虽然给出破题途径，听上去头头是道，但基本限于理论探讨，无法马上投入使用。
上海自贸区可能容不得这类“浮在半空中”的研究。
昨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兆杰在出席论坛时讲得坦诚而直接：无论是服务业开放还是金融管理体制创新，自贸区管委会肯定会遇到各种新问题甚至新概念。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于实际工作的推进中，一环扣一环，所以对“答案”的需求很迫切。
落实在时间周期上，从做课题到给答案，不是学者们平时做课题时习惯的“一年半载”，而是一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
“严格来说，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做决策咨询是两码事，思考方式不同，做课题的要求也不同。”在王新奎看来，高效的决策咨询，一般要求专家结合专业积累，“用几句简单明了的话把问题讲清楚，给出几条可以操作的建议。”
但在当前高校的研究队伍里，有多少人能适应如此“短、平、快”的工作节奏？
借自贸区研究破除科研沉疴，可能吗？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是上海自贸区研究给各大高校智库提出的新要求。
“差不多的课题，好几个机构同时在做；而一些真正值得研究的课题，却无人问津。”一位与会学者告诉记者，这样的现象在学术界很普遍，但如果对付不了这个科研沉疴，很可能会直接影响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效果。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介绍，到目前为止，针对上海自贸区颁布的各类法律规范文件已达19件，近期还将有更多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
上海自贸区是新事物，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是新生的，在操作中难免会遇到法规之间“打架”，部门监管出现“死角”等等现象。这些问题能解决吗？如何解决？只有学者开展第三方评估，给出权威、专业的改良建议和更趋成熟的操作方案，上海自贸区的实践才能满足中央的期待，凝练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学者们认为，上海自贸区对高校智库的需求异常迫切。因为“迫切”，所以要求也高，可能会倒逼沪上高校里的各大智库启动运行机制的转型。
记者昨天从上海财大获悉，该校在布局自贸区研究时，已和华政、上海金融学院等达成“协同合作”的意向。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杜志淳说，该校考虑打造一个半实体的咨询机构，今后将注重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建立以任务为牵引的人员聘用方式，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战略与实务咨询，开展跨学科研究。
也有人认为，鼓励学者做高水平的“落地研究”，归根结底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还是那句老话，很多学者的身份都是高校教授，“决策咨询项目完成得再好，如果在学校考评工作中无法体现，谁愿意出大力气、下真功夫？”
就像雨后春笋——随着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高校正掀起一股“挂牌热”。
昨天，华东政法大学中国自由贸易区法律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同日，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上海发展研究院也宣告成立。
粗略统计，围绕上海自贸区建设，沪上高校中，复旦、上海交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都已于近期设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或机构，而近期同样有“挂牌意向”的还有华东师大等高校。
上海自贸区带有鲜明试验性质，没有先例可循，在具体实践探索中迫切需要“智库”的支撑。但藏身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智库”，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可以说，自贸区不仅蕴藏着金融监管、税收管理、政府职能转变等全新的改革命题，对学术研究也提出全新挑战。有业内人士直言：比起“大部头”，上海自贸区更期待“短、平、快”的成果。
多少研究机构，难逃“虎头蛇尾”宿命
经济、金融、法律、公共管理……随着中国首个自贸区正式挂牌上海，自贸区研究就像一块新的“点金石”——点燃高校的科研激情。
知情人士透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西安交大、厦门大学等高校早就启动了相关研究，有的高校已到了产出初步科研成果的阶段。
密集上演的高校“挂牌热”、“研究热”，让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作为参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设计的专家，王新奎认为，针对自贸区的学术研究，有必要吸取一些前车之鉴。
彼时，中国正准备加入WTO，大学也像现在一样摩拳擦掌。一时间，形形色色的WTO研究中心遍布全国各大高校院所，所谓的“研究成果”也铺天盖地地生产出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
“据我个人所知，光和WTO相关的学术专著就达4300多部。”但王新奎马上道出了一个让人倍感尴尬的事实：今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12个年头，但早期那些风光开张的WTO研究机构多数已经不见踪影，目前还保持良好、高效运行状态的恐怕不超过“一只手”——只剩两三家了。
学者们还有一种共同经历：历年来加入了不少研究机构和学会，大红聘书收了一叠，但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往往也是该机构唯一举行的一次年会——由于团队成员不稳定，长期研究无法持续，很多研究院所终以“虎头蛇尾”收场，成了只有牌子没有成果的“空心机构”。
比起“长篇大论”，决策咨询更期待“短、平、快”
除了“兴起一阵风”，大学研究机构产出的成果“无法落地”的现象，也让人心焦。
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曾好几次听到商务主管部门对一些高校“智库”的抱怨。比如，有的学者做科研只梳理问题不给结论；还有的虽然给出破题途径，听上去头头是道，但基本限于理论探讨，无法马上投入使用。
上海自贸区可能容不得这类“浮在半空中”的研究。
昨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兆杰在出席论坛时讲得坦诚而直接：无论是服务业开放还是金融管理体制创新，自贸区管委会肯定会遇到各种新问题甚至新概念。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于实际工作的推进中，一环扣一环，所以对“答案”的需求很迫切。
落实在时间周期上，从做课题到给答案，不是学者们平时做课题时习惯的“一年半载”，而是一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
“严格来说，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做决策咨询是两码事，思考方式不同，做课题的要求也不同。”在王新奎看来，高效的决策咨询，一般要求专家结合专业积累，“用几句简单明了的话把问题讲清楚，给出几条可以操作的建议。”
但在当前高校的研究队伍里，有多少人能适应如此“短、平、快”的工作节奏？
借自贸区研究破除科研沉疴，可能吗？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是上海自贸区研究给各大高校智库提出的新要求。
“差不多的课题，好几个机构同时在做；而一些真正值得研究的课题，却无人问津。”一位与会学者告诉记者，这样的现象在学术界很普遍，但如果对付不了这个科研沉疴，很可能会直接影响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效果。
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介绍，到目前为止，针对上海自贸区颁布的各类法律规范文件已达19件，近期还将有更多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
上海自贸区是新事物，相应的法律规范也是新生的，在操作中难免会遇到法规之间“打架”，部门监管出现“死角”等等现象。这些问题能解决吗？如何解决？只有学者开展第三方评估，给出权威、专业的改良建议和更趋成熟的操作方案，上海自贸区的实践才能满足中央的期待，凝练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学者们认为，上海自贸区对高校智库的需求异常迫切。因为“迫切”，所以要求也高，可能会倒逼沪上高校里的各大智库启动运行机制的转型。
记者昨天从上海财大获悉，该校在布局自贸区研究时，已和华政、上海金融学院等达成“协同合作”的意向。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杜志淳说，该校考虑打造一个半实体的咨询机构，今后将注重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建立以任务为牵引的人员聘用方式，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战略与实务咨询，开展跨学科研究。
也有人认为，鼓励学者做高水平的“落地研究”，归根结底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还是那句老话，很多学者的身份都是高校教授，“决策咨询项目完成得再好，如果在学校考评工作中无法体现，谁愿意出大力气、下真功夫？”
本文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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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