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溥 口述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采访报道
编者按
本次两会上，国家领导人即将完成新老交替。事实上，71岁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多次提到“告别”。
十年奔走，十年辛劳。温家宝领导的两届政府，正当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十年功过毁誉，且待后人评说，正如他退任之前所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本期两会专题报道中，南方周末将目光投向这位老人，关注他这十年的执政之路，追溯他政治人生的种种细节，回望他的泪水与笑脸，焦虑与遗憾。
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抽烟，听说他在地质找矿队工作时，常买两角八分钱一包的上海“飞马”牌香烟，最多时一天可抽两包。
温家宝当总理半年后，有一次我跟杨老师聊天。我告诉她：大伙儿对家宝当总理的反映挺好。老太太来了一句，时间长着呢，那以后呢？老太太的头脑特别清醒。
温家宝家的过道里，以前挂着一个友人用竹篾书写的两个字：“高远”。后来字变成了“高洁”。
从北郊搬到市里
1949年1月，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外面枪炮声不断，我是躲在河东区姚家台亲戚家的床铺底下熬过来的。天津解放了，我家搬到河北区新大路五经路林茂里居住。1952年，我家就从河北区搬到南开区达摩庵前胡同。正好也是在那一年，温家宝一家也搬到这个胡同，我跟他就认识了。
温家宝家最早住在天津市北郊宜兴埠镇。1948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了应对解放军四野的进攻，搞起“大天津堡垒化”，在天津周边搞“无人区”，温家早先住的宜兴埠镇被国民党军队放火烧了。所以温家宝后来说：“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没办法，温家宝一家才搬到市区来。我曾经问过他的母亲杨老师：“你们刚到市里时住哪儿啊？”她说：“我们先到了城里鼓楼东的救济院住，后来又搬到古楼西板桥胡同附近住。过了几年才搬到达摩庵前居住。”在市里安顿下来后，温家宝父亲温刚开始在中学当地理老师，母亲杨志云则是小学语文老师。
达摩庵前胡同不算长，我丈量过，就一百多步远。温家宝家住在9号院（最早在18号院也住过），我家住在22号，斜对门。胡同里人家不多，但出了两个大人物，一是温家宝，另一个是他家正对门、我家北邻的宋明江，当过中国驻欧盟使团大使。另外，达摩庵东面的胡同出过一个中国驻智利大使，它西邻的欧家胡同还出了个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以有些居民说，达摩庵庙是有灵气的。不过后来达摩庵庙也拆了，找不着影了。
温家宝在老家上过祖父办的私立小学，到市里后就上了鼓楼西小学。因为聪明，他中间还跳过级。温家宝是1954年考进十五中（南开中学在1952—1960年称市立十五中学）的，我比他大一岁，但晚两年入学。从那时起，我们熟起来。
南开情结
上中学后，我对他印象就深了。温家宝确实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先说玩，现在小孩儿太苦了，哪有玩的时间，我们就是玩过来的——在胡同里踢皮球、打篮球（小皮球），支起大门板打乒乓球。放暑假时，胡同里几个不错的小朋友，约好了到河里去洗澡，到郊区逮蛐蛐、掏螃蟹。那时没有自行车，几十里路就靠来回走路“步撵”。
温家宝喜欢打篮球，最早他其实喜欢踢足球。1996年我去温家宝家，他说起为什么后来不踢足球了，因为上初中时，他踢球一不小心把阶梯教室后面的大窗子打坏了。南开有赔偿制度，大概要赔一块四毛钱。他哪有钱啊，也不敢跟家里说，他母亲一天就给他两分钱早点钱。学校就催他，怎么催款呢，就是从教室门的缝里塞小条。从那以后他长记性了，不敢踢足球了，改打篮球。
上中学时我们不是一个年级，但我跟他班上同学联系挺多，所以对温家宝的情况也了解。温家宝学习不错，当过学习委员。1959年搞大炼钢铁，温家宝是工人代表。他在中学不属于咋咋呼呼的，而是非常扎实有后劲。
南开中学当年特别重视社团活动，周三和周六下午都不安排课，专门是社团活动时间。学校有个大礼堂，1935年，曹禺在这里主演话剧《财狂》，曾轰动华北文艺界。周恩来总理早年也在这里演过文明戏。我们上南开时，每学期末，学校文艺社团都要在大礼堂进行汇报演出。1956年，南开学生会组织校文艺社团到中国大戏院搞专场卖票义演，与专业院团比一点也不逊色。
温家宝对南开中学感情很深，他先后五次回南开，前四次是悄悄回来的。2009年他第四次回南开时，其实是到天津考察工作，中途临时让车改道，他要看看南开中学周边环境。后来我写了一篇他那次回学校的文章，温家宝看后特意给我加上了一句：“他静静地看着，虽然南开中学校园和周边的环境变了，但那些熟悉的老楼，让他进入了沉思。”
他的南开情结之所以深，是因为他受益于南开。南开中学先后培养了两位总理、71位院士、省部级干部五六十位，其他各界精英就多了去了。我认为张伯苓办南开的成功之处，很重要一点就是爱国主义教育，他当初就是为了救国办南开，培养人才，后来又培养建国人才，这种思想对包括温家宝在内的一代代学生影响很大。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南开中学是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
他那么年轻、精神
1960年温家宝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上大学那些年我几乎没见过他，但是我们家都还在那胡同里，所以经常见到他父母。
“文革”时，他父母在天津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到北郊的小淀村好几年，吃了不少苦，直到落实政策才又回到达摩庵前胡同的老房子住。
我1968年离开天津，先到塞外部队农场劳动改造了两年，后来去河北省海兴县农村当中学老师。1978年，我被调回了南开中学。那时已打倒了“四人帮”，正在拨乱反正。杨志行老校长一上任就整顿教师队伍，把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老校友调回南开。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家宝从甘肃调回北京，没多久我们就联系上了。1983年秋他回天津看他父母。晚上他来找我，站在我家院子里大声喊我的名字“李溥”！我当时正在屋里备课，出去一看，哎哟，原来是二十多年没见面的温家宝！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是那么年轻、精神。我把他让进9平米的房间内，他坐在床边，跟我谈了好久。
他还把住址画个图告诉我，后来我就经常去北京看他。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抽烟，听说他在地质找矿队工作时，常买两角八分钱一包的上海“飞马”牌香烟，最多时一天可抽两包。到北京后，他好几次买“中南海”香烟送我。后来他抽烟越来越少，少到一天只抽一支，到了1980年代末，他干脆不抽烟了。
1991年5月2日，我带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李扬去温家宝家，一则受南开中学之托，请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帮助联系邓颖超大姐，请她在“五四”前夕给学生讲些勉励的话。另外，学校还拟出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四句口号，请温家宝予以审定。他看后当场提出了修改意见：针对第一句口号“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温家宝说意思不完整；第二句——“我们不仅是四化的建设者，四化要在我们手中建成”，他觉得缺乏关联词语。
1996年12月28日，我以校友会秘书长和校刊主编的身份，陪同南开中学校长去北京拜访温家宝，请他针对学校和学生也写几句话，回去后登在校刊上。他爽快地答应了请求，说，就写“创一流学校，办一流教育”。我把自备的粗头签字笔递给他，他一看，说我的笔不好，他要用自己的，说着就上楼去写了。过了一会儿，题词就写好了（毛笔竖写）。
“靠自己”
温家宝在家里穿着比较休闲。我带儿子去他家那次，他穿着方口布鞋，一件休闲夹克服。后来我们要合影，他爱人说，你这么照相哪儿行啊，他就披上了一个蓝色西装外套，还打上了领带。
温家宝的母亲可不一般，1997年10月2日，温家宝第二次回南开中学时，杨老师出来得晚，年纪大走路慢，落在后面了，走到学校时，没想到传达室门卫以“节日期间外人不得入校”和“有重要领导在学校视察”为由，坚决不准老太太进校内。杨老师没有发火，也没暴露自己与正在校内视察的“重要领导”是母子关系，就回去了。
温家宝当总理半年后，有一次我跟杨老师聊天。我告诉她：大伙儿对家宝当总理的反映挺好。老太太来了一句，时间长着呢，那以后呢？老太太的脑瓜特别清醒。
温家宝很多事情都尊重母亲的意见。杨老师曾经跟我说起，1984年温家宝利用春节假期，为南开中学写了一篇文章《南开精神，永放光芒》。写完之后，他把文章交给她看，问：“妈妈，您看我写得行吗？”
温家宝自己有一句三字名言：“靠自己”。这三个字他跟我说过好几次，还说：“你还不了解我吗？”
他后来位置越来越高，我发现他家里有个变化，过道里以前挂着一个友人用竹篾书写的两个字：“高远”。两年后我发现字变成了“高洁”。我没问他是什么意思，但能猜出几分来，“高洁”比“高远”又进了一步，既有“高远”的意思，又有洁身自好、严格要求自己之意。
2009年，我向温家宝推荐了北京、长沙、盘锦的大、中、小、幼四个教育工作者，结果他们全部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由他主持的教育工作座谈会。我和温家宝认识60年了，作为同龄人、老同学、老邻居，我对他的感情可以这样概括：非常敬重，非常信赖。
（李溥为南开中学退休教师，口述经本人审定）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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