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门 图/胡娜
背景介绍:胡娜,1963年出生于中国重庆,曾是中国最出色的女子网球运动员。1982年7月,梦想成为职业球手的胡娜随中国女子网球队赴美参加联合会杯,在第二轮比赛开始前突然失踪。1983年4月,胡娜向美国当局申请政治庇护获批准,从而引发了中美小规模的外交风波,双方的体育交往也一度停止。【胡娜“叛逃”与归来始末】
2014年11月16日,北京上空的“APEC蓝”尚未褪去。胡娜在北京国际大厦一个很小的套间里,和其他两位画家举行了一个画汇联展,她带来了自己最得意的十多幅作品。“是呀,我有的画会配诗,等我拿我的书给你。”胡娜从小小的会客间里站起身来,去门外的展室拿书和签字笔。她穿着及膝裙,黑色的长靴勾画出小腿匀称而美好的线条。当你对此表示赞叹时,她会坐下来,毫不介意地指给你看左膝盖侧面凸起的那块骨头,“有时候冬天会痛,关节里面有碎的骨头。”
这是网球留在她身上的印记,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温和的也有凌厉的。不管哪一种,都是她自己的选择,都已经和她融为一体。除了网球之外,最近三年她又有了新的方向——把手中的球拍换成画笔,以“意象派画家”的身份,再次过上满世界游走的生活。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1982年7月,看不到职业之门的胡娜“出走美国”,那是一个决绝的选择,让她不得不背上“背叛者”的名头,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作别。“那个时候我已经19岁了,就会觉得‘哇,很有紧迫性啊’。因为很多外国选手很小就转成职业,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而且,我那会儿已经知道格拉芙的名字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15岁的格拉芙拿到了女单金牌。
“我有8个月的时间没有身份。”胡娜说,“美国有移民法,就像很多墨西哥人会偷渡过来,但因为没有身份就没人敢雇用你。要是被移民局抓住,就会被遣返。”她不能被遣返,就只能藏起来。对于一名以职业为目标的网球选手来说,“藏起来”意味着不能参加巡回赛,甚至也不能顶着大太阳在网球场上挥汗如雨。那些让人觉得无聊甚至厌烦的涂抹防晒霜的动作,对胡娜来说都变成奢望。她的体重长了起来,力量也变差了。“所以最开始恢复的时候,我的踝关节连续扭伤了6次。因为那个地方的肌肉和韧带都松了,你又没有坚持做复健。在你稍微累了或者脚步不稳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没力。”
在美国,胡娜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职业网球,付出的代价是与父母的两地分离。1990年,母亲8年后第一次见到胡娜,用“又黑又丑”来形容女儿,“82年我最后一次在成都和你见面,你那个时候是多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1995年,胡娜又一次找到了新的落脚地——台北。“台湾跟内地语言相通,思维方式也比较接近。”这是她选择定居台北的原因。“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信心,认为网球不适合亚洲人。但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就是东方人,我都可以将自己的世界排名打到第36位,为什么别人不可以?说得太多之后,我就决定先自己做。”她说台湾第一个有奖金的比赛就是自己创办的。2002,胡娜年去花莲找了3个原住民小孩,让她们练习网球。那个地方很穷,一些父母亲都没有工作,很多小孩连网球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并不是希望她们有多大成就,就是希望给她们一个机会,将来可以靠网球去生活。她们都很喜欢打网球,有一个在读师大的体育系,现在也还住在我那里。”
2011年在重庆,胡娜拿起了画笔。“其实在我出发去重庆之前,有一天在台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打网球,因为那个压力一直都在,就像高考结束后你也还会紧张一样。我们职业选手后来虽然退休了,但仍然会梦到自己在打巡回赛,这是一种长期的无形的压力。在梦里,我和对手厮杀得很厉害,用力挥出一拍之后却突然达不到球了。再看手里,发现已经没了球拍,而是一支笔。”
从打球到画画,从成都、圣地亚哥到台北。看上去,胡娜总是能够找到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让自己随遇而安。“那么,可以说你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人吗?”“乡愁啊,我当然会有。我是很念旧的人。”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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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娜,从画中来到画中去
文/胡力涛
第一次知道胡娜,基本是个画中人,是在八十年代初某期《新体育》杂志的封面上。摆的是《大众电影》封面女郎才有的姿势,只是身着运动装,手里多了两副网球拍。看内文知道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漂亮姑娘叫胡娜,从名字到形象到所从事的项目都很洋气。还知道她是我国网球的“希望之星”,刚在美国拿了“白宫杯”的冠军。那时候想法简单幼稚,觉得能把美国总统府都拿下了,那得多厉害啊?!所以对胡娜的第一印象特深。顺便再说一下,《新体育》从1950年创刊,到2009年60间,网球明星上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胡娜,另一次是胡娜当年的室友李心意,1986年底取得亚运会单打冠军,当年12月号的《新体育》封面登了她的照片。
后来印象就更深了,就是所谓“胡娜叛逃事件”。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广播版的《新闻联播》”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每天都是关于这一“中美外交事件”的报道:政治避难、外交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中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别有用心、敌对势力的工具……那时年纪尚小,通过这些政治术语和固定词组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清楚事情闹大了,最后连胡娜的父母都被要求必须公开表态,跟女儿划清界限。这时,《新体育》封面那个靓丽形象在我心中有点扭曲,也变得模糊。
再后来,像上过《大众电影》封面的迟志强也出事了,我也就知道无论男人女人都不止一面封面只是其中一面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偶尔还能从《参考消息》这类媒体上看到关于胡娜的消息,都是负面的,遣词用语也都有着两岸宣传战的呛人味道。在文字的硝烟中,胡娜连背影都看不清了。
再见胡娜,是在录像带里,九十年代初。那时上大学,开始打网球,不像现在到处有视频可看,卫视体育台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家里还收不到,只好托球友录制比赛录像,一来观赏,二来学习。演播室出镜环节,胡娜端坐在许乃仁和刘中兴中间,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感,要不是有字幕提示,你很难立刻就把这个说话已经有很浓台湾腔的女解说嘉宾和《新体育》封面上的那个来自四川的小姑娘联系成同一个人,这中间毕竟有着十多年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绝。不过,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一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胡娜这个名字再度具象化了,成为一个比封面照更生动的形象。
一晃又是十多年,来到2009年。《网球》杂志组织建国60周年的系列专题报道,胡娜的故事自然又是跳不过去的一章。正好这年5月,胡娜带着她亲自挑选的三位卑南族女孩来北京匠心之轮网校参加青少年比赛,经杂志记者张文悦介绍,几个朋友一起拜访了这位中国网坛的奇女子。当时我已经开始在电视台说球,而胡娜则已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名下的网球俱乐部。当我以同行晚辈的身份邀请她有机会来央视高网频道解说时,胡娜答应得很痛快,她说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愿望能在大陆这边为推广网球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很遗憾,我的邀请最后也没能变成现实,其中原因大家也很容易想到并理解。但科技的发展总会冲破观念的束缚,新一代大陆球迷还是有机会欣赏到胡娜的解说,只不过是通过网站的视频直播。之后再见到胡娜,都是在钻石球场直播区里,因为都忙,也只能匆匆寒暄几句。
这次胡娜来京办画展的消息也是张文悦告诉我的,我有点意外,但也不算太过吃惊。我知道她这些年一直在潜心作画,但确实没想到她会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更没想到,她的这次露面又会引发又一轮关于三十多年前那次“出走”的议论。看着这些议论,有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改变了许多东西;有时你又会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什么都没改变。
胡娜是不是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代表不了全国人民。抛却政治因素,胡娜当年半夜迈出酒店房间的那一步,只是改变其个人命运的一大步,而对中国网球来说,那更像是个磕磕绊绊的趔趄。胡娜成为了一个在“错误时间”的“先行者”,她做出了选择,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与身外纷扰的非议相比,人生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如何跟自己的内心沟通。所以胡娜一边说自己不后悔,一边又做了一次选择:放下球拍,拿起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