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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前足坛“金哨”陆俊正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被检方指控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共计2大项共7条罪名。同日在铁岭中级法院,前足协副主席杨一民被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辩护焦点放在了杨一民的身份上,到底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工作人员?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要比受贿罪轻。“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成了这次审判的主题词,用它来给足球反黑案的涉案者入罪量刑是否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之前,关于裁判受贿的问题,竟然在法律上存在空白,直到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通过,该项空白才最终被填补。

前金哨陆俊在看守所羁押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视频裁图。12月21日,他被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03年1月,龚建平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但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因患血癌在 北京304医院去世。

2006年前,裁判人员受贿如何定罪判罚 中国无相应具体法律条文

2006年之前,关于裁判受贿的问题在刑法上竟然存在空白。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有两条,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385条“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受贿罪最高量刑可处死刑。那么如果犯罪主体如裁判,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算不上公司企业人员又该如何呢?显然,163条和385条两条刑法各画了一个圈子,圈外是大片的空白,裁判受贿如何处置,实际上是无法可依。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让裁判受贿的行为逃脱法网,就只能在审判个例时向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或者“385条受贿罪”靠拢,继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两个罪名轻重不一,“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量刑差不多只有“受贿重”的一半。重判还是轻判?被告甚至可以辩称自己不符合任何一项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由此要求无罪释放。法律在种情况下弹性太大了。 [详细]

2003年,龚建平受贿38万被判十年 身份实际被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2003年龚建平被判了10年,当时法院依据的是主要是刑法第385条等的规定。法院最后为其下的定论为受贿罪。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商业贿赂罪。当时不但引起了龚建平的不满和上诉,还引起了外界广泛的争论。当时有法律专家解释:足球管理中心和足协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担负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足球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将足协这个半官方机构认定为国家机关完全没有问题。此外,足球裁判工作,其实是受国家委托,实际上是接受足协委托从事公务。而不是劳务,因为这种公务带有管理、裁判和决断的性质。而当时在德国,法律早就明确规定裁判员、公证员等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是受贿犯罪。所以龚建平的十年有期徒刑从这点来讲,也勉强说得通。 [详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 称,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替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替代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刑法修正案(六)的通过,让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之外的主体被判受贿罪也有了法律依据。

庭审后,张建强走出铁岭中级法院的大门。他被起诉13项罪名,其中一项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06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出台 陆俊比龚建平“幸福”或轻判

《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第八条分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作出修正,将原条文 规定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裁判受贿就此归入到了刑法163条目之下,被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裁判受贿罪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两条受贿罪条目中较轻的一条。如果龚建平当年没有自首,拖到现在才被抓,也会适用这条法律,断不会被判十年。而陆俊就算最后判定受贿金额比龚建平高,但最后的判罚很可能要比龚建平轻。杨一民的律师也在力争杨一民的身份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获得轻判,意义也在于此。

陆俊的律师仍然想利用法律的空隙为他脱罪,他指称陆俊犯罪时间都是在2006年之前,那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还没开始实施,应按照犯案时的法律来。这确实是风险很小的策略,因为刑法变更的情况下,对适用法律有“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如果从旧的话,理论上还可能利用2006刑法两条受贿罪名之间的巨大空白而金蝉脱壳。可见,刑法修正案让这类裁判受贿案件有了明确的法律适用,虽然可能存在轻判的结果,但从立法来说确实是个进步。 [详细]

国外体育犯罪适用专门法律量刑 国内法律专家:国内无必要

裁判汪法的情况不是中国独有,不如看看国外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吧。2005年发生在德国的“霍伊泽尔事件”中,裁判霍伊泽尔收受赌球集团贿赂以后,故意操纵了2002年12月3日卡尔斯鲁厄队与杜伊斯堡队的乙级联赛比赛。 德国法庭认定,霍伊泽尔接受赌球公司请托操纵比赛的行为,属于商业受贿中所包含的体育受贿罪。霍伊泽尔以“涉嫌操纵比赛和赌球”的罪名获刑29个月意大利“电话门”事件,法院最终的宣判是以商业贿赂中的“竞技体育范畴”为准。美国的《体育贿赂法案》中有关体育运动、竞技比赛等活动中的职业或业余的运动员和裁判员贿赂罪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在第184条专门规定了“操纵文体活动罪”,对“收买职业体育比赛和娱乐性商业竞争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的行为进行处罚。

不过法律专家认为,目前国内有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经可以覆盖体育活动中的受贿罪行,毕竟一个裁判的受贿和一个公司经理的受贿实质没什么不同,按照受贿金额量刑就比较合理了。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并没有太大的必要,首先是立法成本会大为增加,其次,罪名分得更细,其实也可能增加犯罪者钻空子逃脱的可能性。 [详细]

97年国家队在10强赛出局后,戚务生面对着媒体下课的追问,丢出一句:我是国家干部,去留要组织来定。既然连国家队教练都是国家干部,作为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足协,里面的工作人员怎么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呢?

中国足协的这面“logo”墙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足协“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模糊身份。

足协一块牌子两套人马领导身份复杂 无国家公职身份无权供职足协

在庭审中张建强承认与陆俊瓜分了从申花所得的70万赃款。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足协业余部副主任,所以这项罪名定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由于国际足联规定,各国足协必须是民间组织,因此作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意义层面说,张建强自然是非国家公务人员。这项罪名也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中国的情况是:要成为一个足协部门主任,他必须先得是一个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的一名处级干部。所谓一处人马,两个牌子,这个问题终究到底,都是因为足协这个特殊的身份造成的。在需要和国际接轨的时候,他就是民间组织,所谓的足管中心只是对他起到指导作用。而在需要和中国国情契合的时候,足协又摇身立刻变成了政府部门,大声吆喝:我们是国家干部!想不到如今走上法庭,还可以凭着这个特殊体制来争取轻判。

因此,就算法律已经够完备,张建强和杨一民南勇谢亚龙们,到底是不是国家工作人眼,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掉,那么这场审判在若干年后一定会成为后人的笑资。张建强们把中国足球圈当成自己的后院,而这个国家至今对足协的身份都没有明确的认定,就这审判就不可能说是庄严神圣。[详细]

法律多完备,都挡不住“中国国情”。中国足协的身份搞不清楚,谈什么涉案个人的身份?足协体制不改,不论这次审判结果如何,都难避免李建强,黄建强们继续出现,那样的话这场这场审判的警示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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