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连夺了三届世界杯,西班牙、德国先后成为了青训最强大的国家,成功源自多年的投入和政策支持,而中国目前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状况令人担忧,也是中国足球真正的痛处。[2014中国足球发展论坛主页]
2003年足代会十年规划提出了抓好青少年足球工作、让足球学校不断培养和输送后备人才的目标。然而十年过去,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锐减,足校缩水已成不争事实,这其中以中国首家民营足校——“高丰文足球学校”的关闭最让人扼腕叹息。(文字来源:成都商报)
2009年春天,在送走了最后一批十来个孩子后,高丰文转身锁上了曾被誉为“中国足球希望工程”、“中国足球黄埔军校”的大门。至此,高丰文足校正式关张。它的没落史,或许正是中国青少年足球每况愈下的一个缩影……
高丰文,生于1939年,上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队队长,1986年出任国家队主教练,次年率领中国队进军汉城奥运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男足惟一一次通过预选赛进入奥运会决赛圈。
1989年,“高家军”在世界杯预选赛中遭遇“黑色三分钟”:六强战对阿联酋队,最后3分钟连丢两球,1-2落败;对卡塔尔最后3分钟连丢两球,1-2落败,只差一步到罗马。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上爆冷负于泰国队后,高丰文辞职。
1984年,高丰文受中国足协指派到法国学习,在维希参观曾培养出普拉蒂尼的一家足球学校时,高丰文萌生了“将来也要办一所这样的足校”的想法。图为2010年6月21日,维希足校的学生训练备战即将到来的法国中学足球联赛。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树旗,全新的甲A联赛方兴未艾,职业化改革这只大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搅动着中国足坛,几乎全中国的足球人都兴奋地投身其中,惟有高丰文是个例外。图为球迷收藏的大连万达队1994年征战海报。
如果不是自己的固执,高丰文的履历中很可能会多上这么一条:1994年甲A联赛冠军大连万达队主教练。那年,万达老板王健林以20万年薪力邀其出山,却被一心要办足校的高丰文拒绝。图为1998年9月27日,王健林在金州观战足协杯半决赛。
1995年5月18日,“高丰文足球学校”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足球学校。
此后将近15年的时间里,“高丰文足球学校”培养出了杜震宇、陈涛、代钦华等国字号球员,并为中超、中甲俱乐部输送了上百名球员。
1996年,“高丰文足球学校”的第一批学员离校前往长春亚泰,名单中包括杜震宇、张宝峰、王栋、张笑非等人,2007年11月14日,高洪波正是以这帮球员为班底,率队首夺中超冠军。
鲜为人知的是,亚泰当年仅以每人4000元的价格就拿下这帮未来的中超冠军球员——高丰文仅收取了当时这批学员冬训的费用,在他看来,只要学员能有好的出路,钱不钱的没什么要紧。图为长春亚泰全队在2007年中超颁奖礼上。
2007年11月14日,2007年中超联赛第30轮,长春亚泰4-1深圳上清饮,首夺中超联赛冠军,杜震宇、刘卫东、张笑非等庆祝夺冠。
从高丰文萌生创办足校念头的那天起,他就没想过要赚大钱;一开始每年仅收4000元学费,要管吃管住,要买装备器材,每年还有两次外出集训。而现如今恒大足校一年学费已涨到五万、鲁能足校更要一年六万。相比之下,高丰文的足校更像一项公益事业。
这样的学费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学生确实家庭困难,学校会酌情予以减免,陈涛便是一例,他除第一年交了4000元学费外,学校就没有再收过他一分钱。图为高丰文足校时的陈涛(左一)和代钦华(左二)。
2002年,高丰文以5万元的价格将陈涛转让给沈阳金德,后来被外界认为是“白送”。2009年,陈涛从沈阳金德加盟上海申花,转会费高达350万。图为2004年5月30日,中超第4轮,沈阳金德队主场1-0胜天津康师傅队,进球功臣陈涛受媒体热捧。
但即便在足校的鼎盛期,光靠收学费也只是可以维持下去而已。图为2001年时的高丰文足球学校,绿草如茵,郁郁葱葱。
高丰文老伴儿王秀文曾经提议,让儿子高翔来管理足校。高翔对高丰文说:“你搞足校只要社会效益,如果真要我来管的话,那我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要。”高丰文的回应只有两个字:“滚蛋!”
受中国队打进世界杯所带来的热潮影响,中国的足球学校在2002年迎来高峰期,当时全国的足校数量多达上千所,足校数量的激增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甚至是相互倾轧:同行“抢人”、“黑足校”砸了很多正规足校的招牌。
这也是中国足球圈内的怪事,足校的孩子要倒贴钱才能进职业俱乐部,这笔费用那些小足校肯定不会承担,都转嫁到了盼着孩子出人头地的家长头上,而小足校也有了“活广告”。
最后,很多被骗进这种“黑足校”的孩子本事没学到,还耽误了上学,臭名之下砸的是所有足球学校的招牌,连带着让“高丰文足球学校”这样名牌足校也受到间接伤害。
创办第一家民营足球学校,高丰文打破了几十年来足球运动员都由国家专门培养的先例,加班加点亲自授课是家常便饭。对于他这样的“足球个体户”,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都找不到明确的政策指示,也就谈不上什么扶持手段了。
北京奥运前某次会议上,高丰文碰到了谢亚龙。后者语重心长地说:“高老,现在足校越来越少,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但直到足校关门那天,高丰文也没看到所谓的政策微调。图为2005年8月,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视察中国足球学校。
2009年初,“高丰文足球学校”花了几十万装修宿舍,在一块球场上规划修建了凉亭、长廊、鱼池、花坛,准备部分转型为老年公寓,做做慈善事业。但由于在手续上卡壳,此事也不了了之。而没过多久,足校也迫于生源和资金问题正式关张。
校园内一栋老年公寓的外墙上,还保留有昔日足球学校的痕迹。
这里是高丰文足校曾经的训练场,自从学校关门后,已被农户逐渐开垦为耕地使用。
曾经绿草如茵的高丰文足球学校主球场,如今已经被枯萎的杂草所覆盖。
绿茵场蜕变成耕地,球门也沦落成倭瓜架子,足校的气息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泯灭。
依然是草木茂盛、郁郁葱葱,只不过昔日的绿茵场已经变成了菜园子。
这间曾经的学员活动室储满了杂物,一张破旧的乒乓球台上堆着足球鞋、被褥等生活用品。
高丰文始终认为,在足球大环境非常不好的今天,足校最难的不是生源问题,而是资金问题。如果有了足够的运转资金,招收学员时他可以少收费,甚至免收费,这样就能更好地保证学员的质量。
“学校的正常运转、场地的保养维护都需要钱,如今我们也只能企盼中国足球快些走出低谷,那些开明的企业家们早一点给我们一些支持!这样的人肯定有,只是我还没遇到!”高丰文无奈地说。
或许因为既经历了带队走进奥运赛场的喜悦,也舔尝了失利后球迷给自己寄刀子和绳子的苦楚,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的高丰文从来没有动摇过复兴中国足球的梦想。图为高丰文家中各式各样的足球元素。
这位七旬老人始终坚信,他的足球学校还会重新开张并红火起来:“如果真有老板能拿点钱投资足校的话,我还希望能够再培养出一批“小崽子”,毕竟还是有些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