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游泳运动员，让他紧张的并不是沉入水底的一刹那，他每日如人鱼般在水中游泳训练，早已习惯恒定的水温和氯粉的刺鼻味道，他的小腿肚子不会抽筋，在水中他呼吸换气，如履平地。
只有在飞机落地的时候，他才会如芒在背，呼吸比在水中还要急促，脚底恨不得抹上黄油早早离开机场这个是非之地，他怕，怕突然几个看似其貌不扬的药检员拿着针管扎在他们的手指之上，几滴血或尿抽出，不出数月，就可能决定了他往日的成绩和毕生的荣誉，究竟用的是辛勤训练的汗水换来的，还是某个化学实验室研制的神秘药水。
夸张吗？一点也不，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知名运动员，十人中可能就有一人使用兴奋剂。尤其是在一些非技巧类的项目，兴奋剂在几乎无孔不入，他刺激诱惑着运动员，突破自己？超越自己？你不用那么辛苦，可能就是打上那么一针，一天吃上十几片药，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最夸张的例子可能来自曾打破世界100米纪录的短跑名将蒙哥马利，在2001年那次他参加的世锦赛里决赛8个人，有5人因为服用禁药被取消了成绩。而在被曝光之后蒙哥马利供述，让他服药的教练曾经这样告诉过他：
“如果你用了类固醇，你根本无法想象你能做到什么。”
有人舞弊，自然有人追查，WADA，成立于1999年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是这么个专门对付这些不走正道的运动员的检测机构。而WADA的飞行药检，就是最令药罐子们闻风丧胆的抽查手段。
所谓飞行药检，是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针对运动员的随机抽检，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在时间和地点上完全随机，运动员随时可能会进行检测，没有任何提前通知，没有任何预兆，专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像一首歌唱到的: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惊吓？）
当然，这也是被那些服药运动员逼的，他们为了躲避正义的制裁绞尽脑汁，这些运动员想出的办法绝对突破你想象的下限。
比如德国女子田径运动员克拉贝，1992年1月，她在同队友在南非进行训练时被选中进行了飞行药检，结果发现克拉贝同另外两个队友的3份尿样完全相同。她可是1991年东京世锦赛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克拉贝与她的队友为了对付检查，曾将干净尿液装进胶囊藏在私处，尿检时排泄而出，但三人愚蠢的使用了同样的尿液。日后她接受德国报纸《图片报》的采访时候承认，她服用了一种叫做Clenbuterol（克伦特罗）的兴奋剂合成药物。
正是因为类似的事件，逼迫药检官员开始不得不采用一些堪称“不人道”的手段获取样本，在他们面前，运动员几乎毫无隐私权可言，英国著名跳水选手戴利就说，检测人员亲眼看着运动员排尿，为了确保采集到的尿液准确无误来自运动员本人。
戴利说：“当他们确定要抽查你的时候就会跟你走进厕所，然后你会被要求把裤子脱到膝盖以下，同时上衣也要全部撩到胸部以上，接着他们就这么看着你尿出来。”
药检员和狗仔队有时候让运动员难以分辨，因为他们都看似鬼鬼祟祟，可他们却可以比狗仔队更光明正大的掌握运动员的一切行踪，他们会出现在运动员的家附近，训练中心，甚至是度假的地方。而按规定，飞检人员抵达后，被要求飞检的队员必须在1个小时内前来接受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作为运动员无权反抗，如果拒绝检测，直接当做服用违禁药物对待。
从2009年起，国际网联、ATP和WTA与世界反兴奋剂中心合作。球员需要每天报告自己的行踪，并提前3个月报备自己的行程，如果在18个月内3次错过药检，球员将受到2年禁赛的重罚。
而这些事情也难免会造成误会。7年前的某天清晨6点，洛杉矶911报警中心接到了网球名将小威的求救电话，她说有一位可疑男子在她比弗利的豪宅前徘徊。小威看着监视器里拎着箱子，四处张望的陌生人形似劫匪，胆战心惊的躲进了储藏室将自己反锁进厨房。警方随即出动却发现这其实是场误会，所谓的“劫匪”只是药检工作人员，前来抽取尿样，进行药检。
英国网球明星穆雷也有着一肚子的火：“那是一个假日的清晨，只有7点15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开心’地被药检官员叫醒，并且你无法想象，你的新的一天，就是从一些人注视着你去洗手间开始的。”
而文章开头提到的游泳运动员也确有其人，日本游泳名将、世锦赛100米仰泳金牌得主古贺淳也在今年3月的WADA的一次飞行尿检中，兴奋剂检测AB瓶均呈阳性，日本游泳协会宣布取消其雅加达亚运会参赛资格。他也被国际泳联禁赛四年。
使用兴奋剂的大户可以追溯到东德时期了，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固醇狂魔安得利斯-格里克。这位从16岁开始服用类固醇的女汉子，在31岁的时候终于不得不变性成了一个真汉子。
80年代的类固醇毕竟太简单粗暴，对人体伤害也太大，想靠吃药吃出好成绩，离不开政府包庇和重金支持，吃药已经是个系统的产业链条。
正如“兴奋剂之父”，BALCO实验室的老板孔特所说，2012伦敦奥运会的药物检测根本不管用，60%的参赛运动员都服用了兴奋剂。以我的技术，至少有二三十种药物是检测不出来的。
这位曾给美国短跑金童玉女琼斯、蒙哥马利以及英国名将钱伯斯提供过禁药的幕后黑手，说的话多少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据说蒙哥马利在2002年一站比赛击败对手格林之后察觉到了对手的神速进步，于是直接在赛后询问他：“嘿你也去了‘那里’对吗？”）
而在这几年和WADA积怨最深的，大概就是俄罗斯政府了。
16年里约奥运会，俄罗斯政府和体育部涉嫌参与了28个体育项目的312个兴奋剂检测的作假。一些俄罗斯官员甚至篡改了尿液样本，躲过安全检查，用正常尿样替换了含有兴奋剂的尿样。
虽然被多国抵制，奥组委还是让俄罗斯参加了当年的奥运会，只是超过百人被禁赛，其中田径队、举重队被“团灭”，游泳、赛艇、皮划艇、摔跤等优势项目也多人禁赛。
后来，国际奥委会决定禁止俄罗斯参加2018年的韩国平昌冬奥会。而经过谈判扯皮妥协，最终条件更改为能证明自己未使用禁药、符合参赛规定的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参加，只是他们不能在俄罗斯国旗下参加比赛，赢得的任何奖牌也不会归俄罗斯。
俄罗斯国内，高层忙着洗脑，普京说：“如果俄罗斯运动员不被允许在俄罗斯国旗下参加奥运会，那将是一种耻辱。这些指控是西方反俄罗斯政策的一部分。”
俄罗斯国会议员瓦迪姆-登根表示：“整个兴奋剂丑闻完全是伪造的，是为了抹黑和羞辱俄罗斯。”
2016年10月，俄罗斯体育部长穆特科被指控掩盖了一项违禁兴奋剂的行为，但后来他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提拔为了副总理。
格里戈里-罗琴科夫，2005年成为俄罗斯国家反兴奋剂实验室的主任。在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帮助研发和分配给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奥运选手增强体质的禁药，甚至包括了5个对此毫不知情参加残疾人奥运会的盲人和一个15岁的孩子。
在良心发现后，他说:“我不可能再这样对一个无辜的运动员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报告了许多肮脏的样本是干净的，但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
2016年，他以举报人的身份登上了头条，他帮助揭露了俄罗斯兴奋剂计划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他的揭露得到了独立人士的证实。以他和一个服用禁药的自行车运动员为原型，Netflix拍摄的纪录片《Icarus》赢得了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家机器的参与下，吃药完全可能变成从上而下的系统化操作，想靠各个国家自己的反兴奋剂机构来搞这个事情，完全不靠谱，WADA甚至在2015年取消了俄罗斯的反兴奋剂机构资质。
可是，飞行药检就万无一失吗？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比起来就那么正义吗？
并不尽然，在早年飞行药检就不太可靠，因为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等问题，抽检并不一定能完全达到目的。
比如某次国际田联抽查马家军，当年国际田联的官员从香港入境，靠着一张港版的辽宁旅游地图就直接杀到马家军驻地，而此时的马俊仁正带着队员前往云南高原集训，结果等药检官见到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时，已经是四天之后，得到消息的马俊仁早就得到消息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让对方扑了个空。
马俊仁有人通风报信，再加上好运气躲了几次，美国的运动员玩起药来就更高大上了，直接从制度上合理合法解决问题。甚至是得到了不一样的庇护，就像乔治-奥威尔不朽的名著《动物农庄》中的那句名言：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根据奇幻熊（Fancy Bear）黑客网站公布的信息，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以治疗用药豁免为理由，在WADA的允许下使用了一些含有兴奋剂的药物。根据俄罗斯体育律师的发现，2015年美国申请用药豁免权的运动员是653人，得到批准的402人，同年俄罗斯仅有54名运动员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只有20人。
名单公布以后更是惊人，小威在2010、2014和2015年被WADA允许使用含有盐酸羟考酮、氢化可的松、强的松等禁药成分的药物，而其姐姐大威廉姆斯在2010至2013年间，被WADA允许使用含有泼尼松、泼尼松龙、曲安西龙等禁药成分的药物，但揭秘的文件中并没有显示有医生的诊断书作为WADA允许她们使用这些含禁药成分的药物。
体操名将西蒙·拜尔斯曾在16年8月的一次药检中被检测出违禁药物盐酸哌甲酯，但她并没有被取消参赛资格，而在2013至2014年，拜尔斯还被允许使用右旋安非他命。
一个多动症患者，靠吃体操领域绝对的禁药来治病，然后还能合法的成为了这项运动的传奇？
这是美国最搞笑的传奇吃药运动员吗？不好意思远远排不上号哦，阿姆斯特朗在他的纪录片《阿姆斯特朗的谎言》中说了这么一句话：
WADA究竟为什么给阿姆斯特朗开绿灯，背后有什么利益纠葛，每每想到我就不寒而栗，俄罗斯不干净，美国和WADA又何尝是没有药物侵染的伊甸园呢？
运动场是人类展示身体机能极限的地方而不是化学家比拼药物的实验室，就该像WADA的宣传片所说，Play true，每个运动员都有“干净”运动的权利。可谁又能保证test true呢？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塞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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