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协启用"叫家长"战术 CBA改革或秒变三国杀

（原标题：篮协启用“叫家长”战术!地方体育局入场或令CBA改革变三国杀 公众号:中篮产业说 作者:付政浩）

中国篮协今日（5月13日）在京召开“推进CBA联赛改革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向CBA20支球队所在的17个省市体育局以及八一体工大队的领导介绍“CBA管办分离分两步”的相关情况，并征询他们对CBA公司成立的意见。不过，某俱乐部负责人直言这是体育总局的“叫家长”战术，篮协这个“学校”在搞不定“学生”后，体育总局这个“校长”决定出面敦请各队的“家长”来京开会。

随着地方体育局的介入，CBA改革的利益之争或将从篮协、球队双方矛盾变三国杀

此前在4月的CBA联赛投资人会议上，篮协提出“建议中职联与篮协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中篮巨人合并，然后浙江、山西两队入股，最终重组为CBA公司”，不过这一提议至今仍未获得姚明领衔的中职联公司的正式同意。CBA公司筹备也因此暂时陷入停滞，而各地体育局和八一体工队这些“家长”的介入可以让各队感受到真正的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将各省市体育局引入CBA改革工作既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撒手锏，又是各队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这也是CBA伪职业化的最大痛点。除了宏远等少数球队外，绝大多数球队都在明里暗里和各省市体育局有合作协议，在这其中，八一、辽宁、江苏、浙江四队所属的俱乐部更是有体育局或者体工队直接占据股权。在这种情况，CBA改革确实不能完全绕开各地体育局，而各地体育局一旦入场后，CBA联赛改革这摊原本就很浑浊的浑水只会进一步被搅乱。

CBA仍有四队由体育局占股

众所周知，CBA前身是1995年由前国家体委篮球处主办、各省市体育局、军队以及武警体工队推荐的篮球队参加的全国甲级篮球联赛，所以这个联赛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国有资产烙印。以1995年2月举行的八强赛为例，8支CBA元老球队中有4.5支都有军队背景。他们分别是八一、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和前卫队，其中前卫队是武警体工队，所以算半个军队背景球队，其余的三支地方球队则分别是辽宁男篮、北京男篮和吉林男篮，而这三支球队在当时同样都获得了当地体育局的大力扶持，从球员教练到队医，人事编制关系多隶属体育局。

由此可见，早期的CBA从球队人力资源到赛区保障，基本都由各地体育局全力承担（宏远这类从一开始就完全由企业独资建立的俱乐部是个案），而各省的企业则多是因为政府领导喜好、企业社会影响力等原因才出资与体育局合作共建俱乐部。随着联赛的发展，本着谁出钱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出资的企业才逐渐成为俱乐部的大股东。而在这一过渡过程中，2004年李元伟倡导的CBA准入制无疑是CBA股权明晰化的关键推手。

2004年，李元伟团队出台了旨在推进CBA职业化的“北极星计划”，第一步就是推行CBA准入制。准入制初期规定了14项评估标准和53项评估细则，不仅未来那些升入CBA的球队要满足这些标准，而且当时已有的所有CBA球队都必须进行改制以满足CBA准入制。而在准入制中，最基本的一条规定就是各队必须成立职业篮球俱乐部，而这些俱乐部必须是按照《公司法》成立、在工商局注册、以股份制形式存在的独立企业法人。

要知道，当时的CBA俱乐部属性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在工商局注册的企业法人，有的则是在民政局注册的社团组织，有的则是体工大队性质，内部股权更是乱七八糟，决策机制很畸形。正是借助CBA准入制这一契机，不少CBA球队逐步和所在的体育局划清了资产界限，一些体育局虽然仍会给予球队一些政策支持、技术指导，但却没有在俱乐部占股。在准入制推行后，只有八一、浙江、江苏、辽宁、上海五家球队中由体育局或体工大队占有股份（上海队的股权在2014年10月正式转让给姚明）。

辽宁衡润、浙江稠州、江苏肯帝亚三家俱乐部中仍有体育局参股

如果逐一细分，八一这五家体育局或体工队占股的球队又各有各的特殊情况。江苏队中，江苏体育局训练中心占股30%，但作为小股东的他们握有人事大权（如今随着肯帝亚的接盘，体育局话语权被削弱）；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则在浙江队占股20%，人事权归俱乐部统一支配；辽宁队方面，辽宁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占股30%，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球员培养。

除了以上三家外，情况尤为特殊的是八一和上海队：

八一方面，因为涉及到总政的政治层面考虑以及军委“军队不得经商”的规定，所以改制一度陷入难题。经过富邦集团董事长宋汉平长期斡旋，宁波市委市政府也多次致函总政磋商，最终在2006年12月22日成立了八一富邦（宁波）男子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双方约定先期合作十年。在俱乐部中，富邦占股51%，八一体工队占股49%，董事会设五名董事，富邦集团占据三个席位，但俱乐部只有商务运营权，球队的人事权仍完全归八一体工队，所有球员必须是现役军人，而这种完全沿袭体工队的管理模式也被媒体讥讽为“换汤不换药”。

八一富邦俱乐部在2006年12月22日正式成立，富邦与总政的合作将于今年到期

如今，八一和富邦十年联姻即将到期，能否继续携手则要视富邦和总政的谈判结果而定。不过，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万一无法继续合作，总政考虑过让八一男篮效仿八一足球迁往江西南昌的备选方案。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严格从CBA准入制出发，CBA联赛的参赛资格属于八一富邦俱乐部，而富邦占股51%，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富邦集团可以另行组队参加CBA联赛。当然，考虑到CBA准入制同样要求参赛俱乐部必须拥有三级梯队建设，富邦集团恐怕在短期内不具备这一实力。所以，最好的结局就是双方继续合作，然后进一步深化俱乐部改革，长远目标则是八一男篮逐渐改制为真正的职业球队。

上海队方面，1996年1月在上海市某领导的关心指导下，上海东方卫视和上海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共建了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并选择鲨鱼作为标志。其中，东方卫视负责出资和商务运营，技术学院则负责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经过多年发展，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也成功入股，最终形成了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东方卫视）三家持股的局面。但由于政出多门，管理混乱，成绩下滑，各家均不愿持续注资。

2007年9月，在三方股东的统一授权下，缺乏资金注入的俱乐部与上海西洋集团签订长达的5年的合作协议，西洋集团每年出资1500万投入俱乐部运营以换取商务运营权。但在日常运营中，西洋集团只有出钱投资的义务却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所以在重大事宜上缺乏话语权。于是在2008年12月21日，西洋集团致函三方股东表示在2008-09赛季结束后将终止协议。

从2014年10月开始，姚明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队老板

在缺乏资金注入后，上海市政府有关领导出面帮其寻找新的投资人，最终姚明在2009年9月同意托管球队，但同时提出股权要求。最终，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上海东方卫视）与姚明个人独资注册的上海泰戈鲨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5年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由姚明出资负责俱乐部2009-2014年的日常运营，姚明自负盈亏，三方不插手俱乐部运营，但股权转让则需要5年后才能走法律程序。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三方股东均为国资背景，而涉及到国有资产评估，三家股权只能暂时冻结，但5年后，姚明有权优先全资收购所有俱乐部股权。2014年10月，泰戈鲨客从姚明的独资公司改制为姚明和叶莉共同出资的股权有限公司（叶莉出资1万占股1%并出任法人代表），与此同时，泰戈鲨客成功收购俱乐部100%股权。至此，上海体育局不再占股，姚明才成为真正的上海男篮老板。

北京体育局三带协议助首钢夺冠

除了八一、江苏、辽宁、浙江四支球队仍有体育局或体工队参股外，诸如吉林、首钢、深圳、新疆等球队仍和各自所在地的体育局有人才培养和技术指导协议。以首钢为例，1988年在北京市领导的关心指导下，首钢集团出资与北京市体委合作共建北京篮球队，球队就此更名为北京首钢篮球队，此后，北京市体委的篮球教练、球员逐渐脱离体委系统成为“首钢人”（但仍吃住在先农坛体育局宿舍），这个合作模式在国内开创了先河，后来成为各家效仿的主要模板。1995年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创办后，首钢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首钢集团才开始真正负责独资运营俱乐部。

首钢男篮四年三冠离不开北京市体育局的“三带”合作模式

鉴于北京男篮多年无冠并且一度陷入低谷，2009年4月，北京市体育局与首钢俱乐部签订“三带”（即带钱、带人、带技术）合作协议：体育局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安排名宿出任球队顾问（带技术）；体育局依靠政策优势建立人才引进审核委员会，开通引进人才的“绿色通道”，为引进的外地球员解决北京户口，为好苗子解决在北京文化学习和落户的问题（带人）；体育局利用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为俱乐部注资，并积极向政府争取扶持政策和资金（带钱）。2012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体育局牵头，联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四家部门共同下发了《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工作的意见》，从六大方面确保优先发展北京三大球，其中的重点则是篮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钢在球星即战力的引入方面除了有金元优势外，同样也有赖于北京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2013年夏，北京市体育局先是说服奥神将孙悦等球员租借给首钢，随后又在2014年夏强力介入奥神和首钢的谈判，奥神这才同意让孙悦等五名球员永久转会到首钢。所以，首钢能够四年三冠，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北京市体育局“三带”政策在幕后的力挺。

奥神曾向首钢开价1亿，最终被北京市体育局帮忙砍价至5000万

考虑到目前八一等四家球队目前仍有体育局或体工大队占股，而首钢等不少球队仍与所在地的体育局有深入合作协议，再加之，各队所在的赛区基本都由当地体育局负责管理，并且CBA联赛发展21年来，各地体育局也的确为赛区管理投入了不小的人力物力和政策扶持。显然，在种种利益纠葛面前，CBA联赛改制、成立CBA公司不可能完全绕开各地体育局。

所以，此番由篮协出面邀请各省市体育局分管篮球的领导来京开会，一方面固然是通报CBA联赛改革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听取各地体育局意见，以保证在未来的CBA改革中能够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从这个意义出发，今日召开的“推进CBA联赛改革工作座谈会”只是又一次利益撕逼的开始，只不过以前是篮协和各家俱乐部双方暗战，而如今由体育总局出面引入了地方体育局这个第三方，这场利益撕逼大戏或许将升级为三国杀。只希望各方都能顺应时代发展，早日协商出一个国资退出机制，让CBA在平稳过渡中中实现“国退民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