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G7革命成为当年中超联赛的关键词。在那一年，北京国安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遭遇严重误判，国安高层杨祖武的授意下愤然离场宣布罢赛。事后，国安遭到了足协方面的重罚，被判0-3负，扣3分，罚款30万。在多年之后，担任这场京沈之战主裁判周伟新被证实在比赛前收了“黑钱”，随后也锒铛入狱。
没想到，率先“革命”的国安在罢赛的当晚就获得了一个大咖的支持。他就是当时的大连实德俱乐部投资人徐明。徐明示意国安高层，要一起跟足协逼宫，“闹场革命”。
遭遇不公心怀愤怒的国安很快答应了徐明方面的提议。为了彰显“联手闹革命”的诚意。实德很快做出了实际行动。在中超第17轮，实德也遇上了金德。在比赛第85分钟，金德队陈涛打进一球。但是实德方面认为陈涛手球在先，此球应该判为无效。随后，实德老总林乐丰建议边裁回看录像，之后再决定是否改判。但在那场比赛的裁判组拒绝了实德方面继续沟通。见此情况，实德就此决定罢赛。
这样一来，实德与国安这支中国足坛顶级联赛中的死敌变为“革命伙伴”。
在这之后，实德投资人徐明又找来了“实德系”的四川冠城闹革命，深圳健力宝、上海国际、辽宁中誉、青岛颐中也纷纷跟进。最终，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上海国际、辽宁中誉以及青岛颐中这7家俱乐部组成了“G7联盟”公开“闹革命，向足协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有魄力的改革诉求。在G7联盟当中，除了实德总裁徐明之外，还有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以及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杨祖武和张路、健力宝集团前总裁张海、辽足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曙光、中远集团的王国林、青岛颐中官员孙能文、冠城集团的李丹阳。
在G7与足协的沟通中，徐明当然是表现最积极的一个。在2004年10月19日，徐明就找到了阎世铎和郎效农两位高层，徐明等G7发起人要求足协尽快对俱乐部和球迷的要求进行答复。但足协方面则以“你们的要求这是个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
在徐明等人公开向足协提出诉求后，鲁能、泰达等中超俱乐部选择站在足协这边，认为G7联盟的改革诉求太过于激进。即便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作为“G7闹革命”发起人的徐明并没有放弃。面对外界的质疑，徐明公开喊出了谭嗣同式言论。当时，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
但是，徐明等人的坚持并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在阎世铎率先在公开场合批评G7革命是“搞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来自北京、上海体育局的负责人甚至表示徐明策划的G7革命是“大鸣大放”、“搞文革那套”。
在抵抗无果的情况下，徐明掌控的大连实德也受到了足协重罚，“罚款人民币30万；判连沈之战大连实德队0-3告负，同时扣除积分6分”。
在实德遭到足协的重罚后，徐明显然意识到了革命的悲观结局。在2004年11月2日，徐明在与国安的会晤中直言，“我们可能失败了，毕竟枪杆子在人家手里。”
即便如此，徐明主导的G7联盟仍不放弃。很快，G7又在广东番禹与足协进行了磋商，被称为“二次革命”。但最终，足协方面同意了当年联赛不降级的让步，但对于“管办分离”等主要诉求则未予理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G7革命后仅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成立了中超联赛股份公司，而成立中超公司也是G7联赛在革命中的主要诉求。
2014年初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不过足代会后，当有媒体曝出“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消息时，足协新闻办立即回应称、今年初春，中国足球迎来了企盼已久的福音，《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并登上《新闻联播》头条。短短376字中，“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的表述，让“管办分离”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再度成为舆论热词。徐明主导的G7革命中主要改革诉求，在时隔长达11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践。而在足改方案正式提出后不到一年，当年的G7负责人徐明已然死于狱中，这无疑是个极其戏剧化的结局。
G7联盟俱乐部及负责人
大连实德 徐明
北京国安 罗宁
深圳健力宝 张海
辽宁中誉 张曙光
上海中远 王国林
青岛颐中 孙能文
四川冠城 李丹阳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摇滚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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