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是中国最职业的体育联赛（二）

“G7上书”逼迫足协打破垄断组建中超公司

尽管中国职业足球被认为尚未完全摆脱行政管理的色彩，但至少在商务经营这一块，中国职业足球仍然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由中超公司来负责整个联赛的商业运作。

当然，迈出这一步的过程实属不易。当初由于不满足协垄断联赛经营的利益，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曾在2004年集体行动，要求发动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尽管这一诉求并没有完全被足协接受，但作为一种妥协和安抚的手段，足协仍然在市场开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原先授权足协旗下福特宝公司负责开发中超联赛市场的背景下，从2005年1月开始，足协同意转而授权中超委员会负责开发管理。接下来在2005年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后者随后接管了中超市场开发这部分业务。

在接下来几年的运作过程中，中超公司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闹剧，比如在该公司任职的多位高管在“反赌扫黑”风暴中锒铛入狱，之后选聘总经理的过程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但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超公司问世本身就是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为各家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舞台，也许会为将来彻底实施“管办分离”奠定重要基础。

点评：

无论中超公司存在多少不足，至少它有一点可以引以为傲，那就是在国内其它职业联赛中并未出现类似地位的公司。以CBA为例，其商业开发权完全由篮协一手操控。比如在2012年，盈方公司以为期5年、每年3.3亿元的续约价格，继续负责CBA联赛的商务开发和电视转播业务。如果单看合同金额本身，似乎这还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可令各家俱乐部感到不满的是，整个签约过程完全由篮协一家说了算，俱乐部那里连走过场的表决权都没有，更不要谈单独寻找合作伙伴的选择权，只能完全听任篮协的安排。

独立法人结构促进资本流动，做到K联赛所不能

在甲A乃至中超联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支球队在更换东家之后搬迁主场的情况。比如目前的贵州人和，其前身是西安浐灞，再之前则是曾在沪上足坛掀起波澜的上海国际。又比如近期传出可能远迁云南的上海申花，曾在2007年经历与上海联城之间的合并，而上海联城的前身则包括珠海中邦、大连赛德隆等多支球队。

以上这种不断变换名称和主场的情况，可以从消极层面理解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不稳定，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倒也反映出联赛环境有利于资本自由进出的特点。原因是自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以来，大多数俱乐部已经摆脱了昔日举国体制下“地方队”的烙印，逐步与各自的地方体育局脱离关系，其投资主体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

这样一种法人结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很多便利。通常情况下，只要买方与卖方之间谈妥价格，地方体育局一般不会在俱乐部易主问题上设置障碍。一旦市场上出现具有雄心壮志的投资者，往往可以快速完成俱乐部的各项变更手续。正因为如此，直到2010年才有意投资足球的恒大集团，可以在短短4年时间里就创造出今日的辉煌。

点评：

尽管名义上也是一项职业联赛，但是在CBA的运作过程中，各地方体育局普遍具有重要的话语权，甚至在俱乐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有时还必须考虑到备战全运会的元素。另外即便在足球领域内，曾经成为中国足球学习对象的韩国K联赛，其实也无法完全摆脱地方行政的色彩。K联赛中除去几家由大公司赞助的俱乐部之外，还有不少“市民球队”主要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而生存，比如大邱FC的主要股东就是大邱市政府，董事长更是直接由市长出任。与之情况相类似的俱乐部，还包括大田市民、庆南FC、江原F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