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春兰如今是老板了——一个长春洗衣店的老板，据媒体道说生意十分不错，现在已经想找个CEO自己光做董事长就好了。这位曾经在东北的某澡堂里辛苦做着搓澡工每月收入不足500元的前全国举重冠军，短短几个月内能让自己的生活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全都得益于她把自己的遭遇向媒体倾诉。所以她充满感慨地说了一句：“还是媒体管用！”
同样是举重，前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生前没有想到接触媒体，只能靠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患病在身也无人过问，结果病重不幸辞世。全国举重冠军和亚洲举重冠军的天壤之别，似乎只在媒体关注与否。
于是2006年成了中国体坛的诉苦年，在邹春兰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身处贫困感叹命运不公的运动员们通过媒体吸引了公众的关注，甚至有一些本身不是那么困难的人也想趁机混水摸鱼，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人一露头就享受了人人喊打的待遇。
“有困难，找媒体”俨然已成了心中郁闷走投无路之人唯一的出路，体坛之外的领域更是早就将这一手段用得炉火纯青。就像前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丝竹卖身救侄的事，吸引到了凤凰卫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而在节目中请来的一个策划专家看来，丝竹“卖身”的做法实在太俗套，要更好地吸引媒体注意，就应该直接去给徐静蕾郭德纲这样的当红名人下跪求援。
囊中羞涩的前冠军们需要社会的关怀，而媒体需要吸引眼球的材料，双方一拍即合。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舆论大哗群情激昂之下，一些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更多的人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孙英杰的父母找到了媒体，说几百万的奖金王德显最后只给了他们家十万，孙父还要治病，这笔钱根本不够用，但事情的结局是孙英杰表态，王德显没有吞我的奖金，我拿了多少奖金我自己有数，他只是帮我保管。结果过了几个月，她的几个队友就开始起诉王德显，想要回那一保管起来就踪影全无的钱，据说现在事情也快要不了了之了。还有马晓旭，也算是体坛名人足坛新星了，但她通过媒体之口，说出了目前实德给她的工资仅有区区“1500元”的窘境，对此她是心有不甘的。但说了也没什么用，在大家一片惋惜声中，马晓旭也只能和大连实德签下了这个被她视为不平等的合约，好在她在国家队赢得的奖金和广告代言还可以让她有钱用一副时尚的墨镜来武装自己。当然，像西安国际和上海联城那样的哭穷除了收获一片骂声之外，其境遇更是得不到任何改善。
不过就算起不到实际作用，通过媒体公开自己的遭遇总能够敲山震虎，胸中也可以出一口闷气，关键是不要碰到黑社会。当北大副教授阿忆也通过新生代媒体博客公开自己的工资单时，“有困难，找媒体”的观念显然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当媒体能解决困难成为大众的共识时，这就成了另一种悲哀。 
